浅谈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前置程序
--------谷辽海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近两年的政府采购实践，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提出投诉之前必经的前置程序。虽然质疑程序前置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可使某些纠纷平息于质疑阶段，避免投诉程序的提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行政资源。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程序，那么行政主体一般就不受理投诉（相关的案例详见谷辽海撰写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本文选自于该书，但本次发表时作了删节）。从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对于质疑程序中就供应商所提出的询问、质疑，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都有法定的义务及时作出答复和处理。作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规范，相对人倘若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相关的行政规章也没有给予非常确定的答复。没有法律责任的行为规范是难以建立起良好法律秩序的。故我国立法对采购主体所规定的质疑程序中的义务也是徒劳的。实践中，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难度。在质疑程序前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受理投诉案件以质疑程序的经过为前提条件。采购主体如果不受理质疑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答复意见，这就表明争议没有获得解决，甚至还可能存在采购主体的某种违法乱纪行为，此时视为质疑程序前置阶段已经过，允许相对人求助于行政救济，即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予以受理。
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根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供应商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笔者认为，将质疑途径作为供应商寻求救济的初始阶段、前置程序，行政规章的这些内容限制了供应商自由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如：“…….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首先依法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又如第十条规定：“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投诉人是参与所投诉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书内容符合本办法的规定；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财政部的这部行政规章前述所明确规定的质疑前置程序，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的内容相冲突！
从我国政府采购法立法初衷来看，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采购对象的众多权利或称权力，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且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经常遭遇采购主体的侵害。为了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供应商多元的权利救济途径。其中之一就是有权向采购主体提出质疑。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有决定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评标和定标结果等等权利。虽然与供应商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但客观上，采购主体与供应商的地位并不平等。故我国法律赋予供应商享有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质疑与投诉的内容，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等等问题，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或者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提出，也可以不提出。这里供应商选择救济的权利是任意性法律规范，是否行使的权利由供应商自由选择。我们再来看法律对采购主体以及行政主体的义务性规范，不论是采购人还是采购代理机构，对于供应商的质询，都应当及时作出答复；而行政主体对供应商的投诉也是应当及时作出处理。笔者从法律赋予供应商的数个“可以”以及法律对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多个“应当”，两者相互对比，在政府采购救济途径方面，供应商享有的基本上是权利，而采购主体和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更多的是义务。由此可见，我们不难明白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宗旨和对供应商合法权益的倾斜保护。然而，财政部出台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这部行政规章却妨碍了法律赋予供应商的多元救济途径。除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相冲突，前述的行政规章内容还与我国其它法律相碰撞、相抵触。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是公开招标。实践中的许多案件必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离不开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况且目前政府采购法中还没有招投标的法律章节。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人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
根据所述，财政部颁发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相撞车，相冲突。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无效。为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必须废除行政规章中无效的内容。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系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篇文章的原文内容选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本次发表时经过删节编辑）。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武生活与杨学洪合作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的电话答复

1990年2月7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临沂市武生活与杨学洪合作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提出如下意见：①该案当事人是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特载部分的“写作负责人名单”有争议，不是对登载作品作者的署名权之争，也不是作品本身的归属之争，无需作出是职务作品、还是合作作品的认定；②写作负责人错写为李玉华，既不是李的责任，也不涉及李的权利，判决结果也不需要李承担民事责任，故不应将李追加为第三人；③写作负责人名单问题，按要求应以市长指定为准报送。武生活在1986年12月填表时，私自将名单填报李玉华，似应由行政解决，但在1987年4月以市政府名义报送文章时，附表写作负责人为武生活、杨学洪，而《年鉴》仍按前表登“特载”应承担主要责任，可建议由行政出面联系《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予以更正。在联系有关单位妥善解决后，可裁定发回第一审，动员原告撤诉或驳回起诉。
以上意见，供你们审理该案时参考。

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临沂市武生活与杨学洪合作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鲁法（民）发〔1989〕78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临沂市武生活与杨学洪合作作品署名权纠纷一案，武生活不服临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向省院提出上诉。经我院审理认为，该案有其特殊性，为慎重判处，特此报告请示。现将案情及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上诉人：武生活（原审被告），男，46岁，汉族，大专文化，四川省梓潼县人，现任临沂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住市府家属院。
委托代理人：宋秉明，山东省经济法律顾问处律师。
被上诉人：杨学洪（原审原告），男，36岁，汉族，大专文化，山东省莒县人，现任临沂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干部，住临沂市政府家属院。
原审第三人：李玉华，男，25岁，汉族，中专文化，临沂市人，系临沂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干部。
案情：
1986年2月22日《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以下简称年鉴）理事会，向临沂市市长发出响应信，并向市长约稿。按照《年鉴》理事会章程规定，凡参加者需交会费（交不起者可免）；市长担任《年鉴》理事会理事并由市长指定理事联络员和写作负责人，当时的临沂市市长陈豁然指定武生活为理事联络员；武生活、杨学洪为写作负责人，并于1986年5月21日签发了同意参加《年鉴》理事会的响应信。在这期间陈豁然、武生活、杨学洪三人按写作提纲，共同研究了文章题目和写作内容，即：在杨学洪、武生活1986年3月为《临沂地区经济社会年鉴》写的《临沂市经济社会概况》一文的基础上，由武生活执笔修改整理而成《古城春晓话临沂》一文。文章写成后经陈豁然修改定稿发往《年鉴》编辑部。编辑部将《古城春晓话临沂》改名为《琅琊古城的今天》。以“临沂市长陈豁然”的署名登载在《年鉴》1986年版第756页上。
1986年12月6日，武生活与本单位打字员李玉华去长沙参加《年鉴》理事会议。会议期间，武生活未经市长指定和李玉华同意（本人不知道），在填写理事联络员、写作负责人登记表时将李玉华的名字填入写作负责人一栏内。后被登载在《年鉴》1987年版特载上。1987年4月，由被上诉人杨学洪执笔写了《临沂新姿》一文，经副市长刘丕样，原市长陈豁然修改定稿后报送，仍以临沂市市长陈豁然的署名登载在《年鉴》1987年版第798页上。按照《年鉴》编写提要规定，特载部分登载理事联络员、写作负责人名单。关于城市状况介绍部分规定：“文章一般要署作者名（建议小城市仍由市长署名）；文章中的统计数字和打印稿要加盖统计局、市政府办公厅（室）公章”。1986年、1987年临沂报送的两文附页上写作负责人均是武生活和杨学洪二人。但武生活在填表时删掉了写作负责人之一杨学洪的名字。当《年鉴》1987年版发表后，杨学洪发现写作负责人是李玉华，即找上诉人质问，双方酿成纠纷。1988年7月3日被上诉人杨学洪向临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上诉人答辩称：“两篇作品属职务作品，个人没有署名权。”并反诉称：“原告说我侵犯版权纯属无中生有；写作负责人只有我一人”。
第一审审理期间，1988年10月27日临沂市人民政府向《年鉴》编辑部交了5000元会费。在诉争前的1987年武生活将合著的《琅琊古城的今天》一文，作为自己的论文之一，被评为市级拔尖人才，说明武本人承认是合作作品，享有著作权。关于两文的属性问题，职务作品目前在我国无法律规定，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与国家版权局对此问题的看法完全相反，省版权处认为是合作作品，国家版权局则认为是职务作品。写作负责人是否属于文章署名权的范围？《年鉴》编辑部的两次函件前后不一致，第一次承认写作负责人是作者。第二次不承认写作负责人是作者。但从1985、1986、1987年出版情况看，具有表明作者身份的意思。1986、1987年的稿酬问题。1986年由武生活从长沙开会期间带回130元，共9人平均分配。1987年由编辑部直接寄给杨洪学130元，由杨学洪个人处理了。
临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1986、1987年发表在《年鉴》上的两文系陈豁然、杨学洪、武生活三人共同创作的作品，陈豁然及原、被告均有署名权。被告武生活连续二年侵犯了原告杨学洪写作负责人的署名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承担民事责任。经调解无效，于1988年11月26日公开审理判决：一、由被告武生活负责恢复原告杨学洪在1986、1987年《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版本中的《琅琊古城的今天》和《临沂新姿》两篇作品的写作负责人署名权；停止对原告杨学洪在此两篇文章中的写作负责人署名权的不法侵害；二、被告武生活向原告杨学洪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三、被告武生活赔偿原告杨学洪经济损失200元整；四、驳回被告武生活的反诉请求。武生活不服，向我院提出上诉。其理由：1．是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归市政府所有，原审认定为三人合作作品是错误的。因为一是以市政府名义，并交了会费；二是加盖公章并落款。2．写作负责人只有我一个，并且写作负责人不属署名权范围。3．如果是合作作品，那么侵权人是陈豁然，应追加陈为被告。4．第一审法院偏袒原告一方，并剥夺了我的辩论权。
本案的焦点有两个。一是两文的属性；是职务作品，还是非职务作品？二是写作负责人是一个还是两个？写作负责人是否属于作者署名权范围？
对此，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意见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88）民他字第21号“关于由别人代为起草而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会议讲话作品其著作权（版权）应归个人所有的批复”精神，本案所争执的作品属职务作品，因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市政府的意志；文章内表明的数字为市统计局提供并盖有市政府、市统计局的公章；文章的落款为临沂市人民政府；《年鉴》规定以原市长陈豁然的名义发表；武生活、杨学洪执笔写稿是完成市长交给的工作任务：《年鉴》特载写作负责人名单不属于著作权的署名权范围。因此，本案所争执的作品其著作权应归市政府所有。《年鉴》特载写作负责人姓名具有表明实际作者的意思。因此，上诉人武生活在填报理事、理事联络员、写作负责人登记表时擅自删掉写作负责人之一杨学洪而换成李玉华，可视为侵权，应承担民事责任，向被上诉人杨学洪、第三人李玉华赔礼道歉，并负责向《年鉴》编辑部声明再版时予以更正。本案由省法院改判处理。
上述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