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评析

卢映西（x8b8x8@sina.com）

南京经济学院WTO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03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外成熟市场各种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提出了我国投资基金立法建议：在信托法的总体框架之下建立共同受托人法律制度。

　　关键词：投资基金；信托；法律关系；共同受托人


　　截至2002年底，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数量已达71只，其中54只封闭式，17只开放式，份额达到1300多亿，达到深沪两市Ａ股流通市值的10％以上。证券投资基金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投资基金法制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上长期困扰我们的投资基金法律关系问题。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制建设概述

　　随着我国投资基金从无到有，进而蓬勃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也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年到1997年。这十年处于试点阶段，基金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一些地方性法规，没有专门的全国性的立法。

　　基金最早的立法是1992年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它属于地方性法规。该《暂行规定》借鉴了国外有关基金立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基金发行、管理、运营等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1993年上海市也颁布了《上海市人民币信托基金暂行管理办法》。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颁布了《设立中国境外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这是一部专门调整境外发行并投资于国内产业项目的投资基金的法规，其他基金不适用。1995年开始，有关部门就开始起草“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出台。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法可依。

　　第二阶段以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开端。经过十年的试点工作和经验积累，我国基金全国性立法工作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多年酝酿的全国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终于出台。《暂行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国投资基金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基金的监管在规范化、法制化的方面上了一个台阶。1998年《证券法》颁布实施，1999年《合同法》颁布实施，2001年《信托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直接涉及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和当事人主体的相关民事法律陆续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基金的配套立法。随着即将出台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行，我国投资基金立法将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⑴。

　　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投资基金主要有两种组织形态：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公司型投资基金是以公司法为法理基础设立的，而契约型投资基金通常是以信托法为基础来构架其法律关系的。我国的《暂行办法》规范的是契约型投资基金，由于《暂行办法》出台时我国还没有信托法，只能采取无名契约的方式来确定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因此存在投资基金的法律构造和当事人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下面，我们拟通过对国外成熟市场各种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对我国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应作出的取舍和抉择进行分析。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来看，我国大力发展的投资基金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本文所论述的仅限于证券投资基金，因此，以下所提到的投资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与模式

　　（一） 契约型投资基金和公司型投资基金

　　根据基金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形态不同，可以将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投资基金（corporate type）和契约型投资基金（contractual type）。公司型投资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根据投资回报情况领取股息、红利。公司型投资基金的结构，通常有三个当事人：（1）投资方。即投资公司，是公司型基金的所有权人，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建立基金，其股东即为受益人。（2）管理方。管理方是投资公司的顾问，提供调查材料和服务，双方订立管理契约，由管理方办理一切管理事务，收取管理报酬。但有关资金运用和证券买卖的重大事项，仍然由投资公司董事会策划，经决定后再委托证券经纪人代为执行。（3）保管方。投资公司将募集资金指定银行或信托公司为保管方。签订保管合同，保管投资证券，并办理每日每股净资产的核算，配发股息和过户手续等。

　　契约型投资基金是指基于信托企业原理，由管理者、托管者和受益者三方当事人构成的投资基金形态。它由三方当事人构成：（1）管理人（委托人）。它是基金的发起人，由它来发行基金受益凭证，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的资金交给受托人保管，同时对所筹集的资金进行具体的投资运用。（2）托管人（受托人）。受托人一般为信托人或银行，根据信托契约规定，接受委托，保管募集的资金及其他代理业务和会计核算业务。（3）受益人（投资人）。是认购受益凭证的投资者。他通过认购受益凭证，参加基金投资，成为基金当事人，并根据持有的受益凭证份额分享基金的投资收益。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的是契约型。

　　（二）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

　　投资基金是信托在商事领域得到运用和发展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我国的《暂行办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法》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基于委托人的指示，以将信托财产投资于特定的有价证券之运用为目的之信托，且以将其受益权分割，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取得为宗旨”。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投资基金具备信托的一般要素和法律特征。

　　信托是指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使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信托关系包括两个基本构件：一是委托人将特别财产转移到受托人名下；二是受托人依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契约型投资基金投资者应募后即将其资金转到保管公司名下，而管理公司与保管公司则根据信托契约约定的基金资产运作目的对之进行运营，所得权益交与投资者（受益人）。可见契约型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信托关系的两个构成要件相吻合，当事人的关系为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是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制度框架。这种制度的优势就在于产权界定清晰、职责分明，是一种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监督制约的多边激励制约机制，因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大陆法系的亚洲各国，无论日本还是韩国，在立法引进信托制度之后，信托都成为投资基金唯一的和法定的组织形式。

　　正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因此，很多国家都将投资基金纳入信托法来调整。但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基金是信托制度的发展和创新，这种信托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委托人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受托人资格的专门要求及受托人的分工配合与相互监督等方面。这些特殊性使各国都对之进行严格监管，许多国家都在信托法之外，用专门立法对之进行规范。如美国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日本、韩国、香港及我国台湾地区等都对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专门立法。

　　（三）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模式的比较

　　契约型投资基金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日本、德国、韩国、香港等的契约型基金要受到有关信托法规的规范，并以规定三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信托契约为其典型特征。从有关国家的情况来看，在契约型基金具体信托结构安排上，大致有瑞士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三类，三种模式各有利弊。

劳教制度，就是不用经过任何举证质证的程序，一个行政机关就有权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很长时间，最长可达四年。有些专家学者，为了讨好当权者，一谈到劳教制度，就说劳教制度有过好处，可是这些人又说不出是什么好处？



劳教制度有过好处吗？从来没有过。为什么，劳教制度是伴随着毛泽东独裁统治而产生的，是为毛泽东独裁统治服务的，当然，体面地表达方法是，为了“维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所以，要问劳教制度有过好处没有，就先问问毛泽东独裁统治时期有没有过好处？答案还是，从来没有过。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人遇到的灾难比战争时期还要严重，1942年河南灾害是非常之严重，但是，那是什么时期啊？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而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造成七八千万人活活饿死，那是什么时期啊？那是和平时期，各个国家都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期，那是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一个是战争年代的灾荒，饿死三百万，一个是和平年代的“灾荒”饿死七千万！谁主要应该为和平时代的灾荒负责，当然是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掀起了更恐怖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被斗死整死，这又是和平年代的大灾难！毛泽东干过几件好事，这样一个不干好事的魔王，他或者他的谋士发明的劳动教养制度会有好处？



既然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法西斯独裁制度，那反对这种制度，就必须抓住这种制度的法西斯本质。这种法西斯本质是什么？就是，公权机关可以任意关押民众，没有审判程序，而救济程序形同虚设。如果抓住了这一点，那我们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种制度必须废除，而且要尽快废除，今天废除比明天废除好，明天废除比后天废除好！不但要废除这种制度，还要坚决防止这种制度的替代制度的产生，那就是有些人提出的“保安处分”。有些人想当然，想通过保安处分制度来制约公权的任意妄为，这不是笑话吗？保安处分是要通过法院吗？是要举证质证吗？是可以上诉的吗？有良好的救济制度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一概是否定的。既然保安处分制度十有八九就是劳教制度的翻版，那建立这种制度有什么用啊。建立这种制度，不就是老百姓的恐惧从一种名堂变为另一种名堂吗？



废除劳教制度，是因为劳教制度发展到现在就更成为官员报复民众的妖术，而且官员们屡试不爽。希望有良知的记者去采访那些被劳教的公民，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看看劳改营里关的混混多，还是良民多？一位母亲进京探望儿子，因为穿着破旧，就被怀疑为上访人员，然后抓起来劳教；一位中共基层体制内人士，因为发了几句牢骚，也要被抓起来劳教，劳改营俨然成了一个可怕的魔窟！请问，这种劳改营有存在的必要吗？



当然，因为许多小混混们，也是官员的眼中钉肉中刺，良民也希望小混混能被处罚，因此，法西斯劳教制度废除后，如何处罚小混混也必须认真考虑。处罚小混混，最根本上也要立足于人权保护的先进立场上来。那就是对他们的行政处罚，限制在一月以内，对犯了几种错误合并处罚的，不超过两个月，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限制一个人自由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这就需要延长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的行政拘留期限，把那些构不成犯罪，又确是给社会安全带了了很大破坏的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加以处置，最严重的可处拘留一个月的处罚，如果一个小混混同时触犯了几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那最长可以拘留他60天！



当一个人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受到限制一个月以上的人身自由的处罚时，这就要通过刑法加以实现了，用刑法加以实现的好处是，可以通过举证质证程序，查清楚到底是否存在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存在，那这些行为到底是谁干的，这个程序需要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协作分工完成，最根本的是法院的审判程序。审判程序，可以给被审判的人员一个充分辩解的机会，使被审判的人员心服口服地接受惩罚，如果不服的话，那还可以再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这就是上诉程序！



当治安管理处罚法设置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延长到一个月时，那就跟刑法的拘役刑衔接上了，拘役的刑期是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这样，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两部法律相互衔接，这样，完全可以有效预防和惩罚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避免公权有恃无恐地关押民众，劳教制度也就可以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