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称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的前提要件，准确界定作为义务来源的类型，对于正确认定不作为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作为义务来源的基本理论存在的问题
通说将作为义务来源分为四种: 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二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三是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四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对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分类没有与不作为犯的类型结合起来，一般认为上述四种不作为义务来源在不作为犯的所有种类中都可以适用，为此，有人提出以公序良俗作为认定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等有争议的问题，致使不作为犯界限不断模糊，准确地判断作为义务是否存在仍然是有较大的困难。
在理论上根据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和实际犯罪行为的类型两个标准，把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这种分类是建立在法定的行为样态和实际的行为样态基础上的，而没有从作为义务的来源角度进行考虑。行为样态确实是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一个区分点。但必须指出的是，从行为样态界分二者仍然是一种表象的或者浅层次的界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即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法律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体相对的消极静止或“不为”状态承担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在当时负有积极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行为人当为而不为，即违反了作为义务，是行为人为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不作为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最为关键也最为本质在于确定其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规定性，事物的本质通过属性得以表现，把握事物的本质是认识的基础，也是实践的起点。据此，对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的理论界分，应当将视角向纵深延伸至不作为犯的本质层面，即作为义务的来源层面。因此，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真正区别或实质区别便不在于作为义务面前行为样态是否本来就是纯粹消极不为本身，而在于作为义务来源上。也只有正确把握作为义务的来源，才能准确认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实现准确定罪。
二、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只能通过消极不为而始能构成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和国外刑法规定的见危不救罪等。
纯正不作为犯的本系没有实施任何危害行为，其实际行为样态为“无”。立法之所以强令行为人承担某种义务而使其在不承担该义务时便构成不作为犯，实则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尤其是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为保证国民预期合理性和社会的安定性，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刑法立法不能轻易对不作为犯，特别是纯正不作为犯予以规制。在此方面，见危不救罪至今还没有为我国立法确认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见危不救的场合，课以不特定人员以救助义务，一方面淡化了十几具有救助责任人的义务承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原则，同时，也过多地限制了公众的行为选择权利。因此，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亦即纯正不作为犯应被看成是法定不作为犯。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定，通常是指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如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有关税收工作人员有意不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而成立不移送刑事案件罪这样的场合，税收工作人员的移送义务来自税法的有关规定。当然，有时也指刑法的直接规定，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刑法条文直接赋予知情者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作为义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是指刑事立法直接将某种不作为规定为犯罪，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某种作为义务，如税法规定税收工作人员有将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义务。
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正如考夫曼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理由所说明的那样: “第一，他认为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结构误植于因果作用上，变成一种习惯法上的法义务; 第二，前行为的义务类型可以经由立法成为一种法定的，而不是习惯法上的法义务，但违背此种义务只能成立纯正的不作为犯，因为前行为后的不作为不能和作为等价，光是因为前行为可能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保证人类型，除非再加上其他能满足等价性要求的条件类型。”考夫曼的理由对于我们把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不无启发: 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上就是法定的不作为犯，而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则最终来自作为义务本身的法定性，但这里的法不是习惯法而是制定法。
提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自法律的规定，意味着公序良俗是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 这是因为公序良俗更多的是道德性的直接说明。当代西方著名的法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曾对有关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发表过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体现在: 首先，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道德虽然具有调节行为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一种道德辨别能力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他的约束力诉诸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而法律则既是知识又是制度，它依靠体制化的强制和武力制裁来保障实施; 其次，二者的产生方式不同。道德作为知识体系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法律作为知识体系则是理性制定出来的; 再次，二者的调整主体不同。道德侧重于调节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法律则调整特定群体中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最后，二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一般地，道德没有边界和国家，但法律的适用范围通常是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共同体”。而法律与道德的上述区别使得一旦将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则将如有学者指出:“首先，它将导致认知负担上的加重。
诚然，在一个熟人共同体中，对于一些道德原则的理解，人们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争议，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一旦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境，就会使人们在认知上发生困难。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无疑将大幅度增加公众的道德认知负担。这对于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显然是较难接受的。其次，它将导致行为期待上的不可靠。法律通常不问动机而重视行为，但在道德领域，动机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极为不确定。道德的这种动机的不确定性，使得其施行端赖个人良心的省思和自我意志力的把持，而这无疑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期待变得不可靠。最后，它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法律的效力不是依靠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法律背后的组织权力，因而它可以解决由当事人的法律义务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但在现代社会，道德通常缺乏体制性的保障，其监督施行只能诉诸公众舆论的谴责和社会压力，故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可见，公序良俗是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有的公序良俗确实重要到必须用刑法来加以维护的程度，如见死施救，那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而将其由道德或习惯上义务而上升为法定的义务。在这方面的例证，如德国刑法第323条作出了一般人助义务的规定，而该规定是纯正不作为犯的规定。所以，将公序良俗本身直接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将招致刑法的谦抑性或最后手段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反对。与法律在作用方式、产生方式、调整主体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显著区别，已经使得公序良俗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因为纯正不作为犯毕竟也是一种“法律”现象; 当道德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又有着学者所指出的诸多弊端，则公序良俗便更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了。公序良俗不能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的。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具有法定性，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在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之外，即职务业务行为、法律行为或者地位、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先行行为人的保证人类型是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主要理论基础，但学术上对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是来自对其理论依据的“盲信”，而实务上对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则是来自对以恶制恶的“迷恋”，所招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起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应予否定，那么，先行行为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也应予以否定。对于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行为，当立法强行规定行为人负有防止之危害结果义务时，期作为义务已经法定化了，则所成立的仍然是纯正不作为犯。因此，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法定义务以外并无其他作为义务的来源。根据不作为犯罪的类型确定其构成犯罪的义务来源，对于避免认定不作为犯罪扩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通过不作为来实现本可通过作为来实现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非法定不作为犯，即作为义务非来自法律规定的不作为犯。当法律的规定构成了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则只可能有三类，即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行为如契约行为表明行为人已经肩负起某种义务，故视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当无疑问。先行行为构成作为义务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人保证类型的组合及其招致的问题，有学者将前行为保证人类型构想出如下8 种组合: 1．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放火烧他人的房子，当听到有人呼救，为怕暴露行藏而看着被害人被烧死。2．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出于避免妻乙知其秘密访客而将其迷倒，欲待访客走后叫醒乙，而乙却因甲回来太晚身亡。3． 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举刀欲杀乙，乙躲闪摔入水池中，甲明知乙不会游泳却扬长而去，乙溺死。4．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常因乙在实验室太久而不能提早关门。某日，甲不想守门，将乙锁在室中，而乙又恰想提前离去。甲不予理会，在出去闲逛中又与朋友聊天到次日，才赶回开门。5．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丢烟蒂在垃圾筒而引起火灾。当其想提水灭火时，却见幼儿乙正走向垃圾筒，乃转身离去。结果，房毁人死。6．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同样用第五种例子，若甲见有烟自垃圾筒冒出，也未阻止乙，但当乙靠近时，火舌突然冒出，甲欲相救已晚，乙被严重灼伤。7.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图书馆管理员误将甲锁在馆内，虽然后来发现甲，但为教训甲仍多关半天。8．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跑步将乙撞落水池。甲误以为乙乃善泳的丙，便继续慢跑，结果乙溺死。第一种组合中，放火的因果流程由物及人，且没有其他原因力介入，发生变化的是甲的犯意增加，并假借已经存在的因果力量而得逞。消极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因果作用以满足欲望，原本就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典型的行为构造。在利用前行为的因果力量时，即使造成不止一个法益受到侵害，因果流程只有一个，故整个犯罪构造是两个故意、两个法益受侵害，如果借前行为保证人类型论以两罪，即故意放火和故意不纯正不作为杀人，则显然对因果流程作了两次评价即过度评价。在第二种组合中，甲下迷药致死乙确有过失，但难说具有“利用既存的因果流程”这样的归责基础，而所谓“过失不作为”这后半段犯罪事实中只是“过失”和“法益受侵害”。至于“过失不作为”，其对因果流程的作用则是“无作用”，自然无法再作评价。在第三种组合中，前行为的因果作用最终造成了死亡，若认为有两段因果流程，前一段没有造成死亡，成立杀人未遂，后一段溺水是另一段独立的因果流程，成立不纯正不作为杀人既遂，则互相矛盾: 若因果流程可以切断，则如何说明行为人必须因为前行为而对后面一段因果流程负排除的保证人义务? 第四种组合和第三种组合为同一类。因为有前行故意作为，而将没有作用的过失不作为拟制为有作用的作为，则岂不是任何一个作为犯皆同时成立一个不纯正不作为犯? 第五种组合和第七种组合与其他各类组合相同，都有一个单一的因果流程。在第六种和第八种组合中，前后两个过失的对象固然不同，但是这两个过失一旦拆开来，则前段过失行为成为未遂，而只能就后段过失行为论罪，则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对这类组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问题。故意和过失对犯罪流程的作用必定是连续的，否则故意行为必然因行为人意志的介入而成立中止未遂，而过失行为将因无结果而不罚。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要么不必要，要么会带来理论上的困境，把问题复杂化，因此并无实际存在的价值。因此，先行行为不应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2004年10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6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
为了规范产权交易行为，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推动国有、集体产权和其他产权的有序流转，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产权交易市场从事产权交易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含义）
本办法所称的产权，是指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利。
本办法所称的产权交易，是指产权主体将合法拥有的产权，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实行有偿转让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的产权交易市场，是指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
第四条（原则）
在产权交易市场从事产权交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进场交易）
本市所辖国有、集体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
中央企业国有产权和其他产权，可以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产权交易，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
第六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负责本市产权交易市场的管理和协调工作。
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产管办）是本市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负责拟订产权交易市场的政策、规划和管理制度，监督产权交易市场的业务活动和中介机构活动，查处违规行为，指导产权交易中介行业协会工作。
本市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市国资委和市产管办做好产权交易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产权交易市场
第七条（性质）
产权交易市场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法人。
第八条（章程）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制定章程，规定其组织架构、会员管理和机构运作等事宜。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应当听取市产管办意见，并报市国资委批准。
第九条（交易规则）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根据经市国资委批准的管理制度和章程，依法制定相关交易规则，并报市产管办审核。
第十条（服务功能）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为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和信息等服务。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建立产权交易信息发布网络平台，形成可供上网查询的信息网站和数据库系统，及时提供产权交易的信息、管理制度、交易规则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
产权交易市场建立的产权交易信息发布网络平台，应当与国资、工商等有关权证变更登记管理部门实现网络互联或者信息交换。
产权交易市场可以为产权交易提供价款结算服务。
第十一条（会员）
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从事产权交易活动的中介机构,承诺遵守产权交易市场章程，书面申请并经产权交易市场认可，可以成为产权交易市场会员。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将会员情况向市产管办备案。
第三章 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
第十二条（委托代理）
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从事产权交易活动的出让方、受让方可以委托产权交易市场的会员进行产权交易活动，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第十三条（出让方提交的材料）
出让产权的，应当向产权交易市场提供下列材料：
（一）出让方的有效资格证明；
（二）出让方产权权属的有效证明；
（三）准予产权出让的证明；
（四）出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国有、集体企业出让整体产权，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经出让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出让方提交委托交易方案时，应当出具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的证明材料。
第十四条（受让方提交的材料）
受让产权的，应当向产权交易市场提交下列材料：
（一）受让方的有效资格证明；
（二）受让方的资信证明；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核实和审查）
接受委托代理的会员应当对委托方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核实；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对产权交易主体资格和交易条件进行审查。
出让方、受让方对其提供的产权交易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六条（信息发布）
产权交易市场实行产权交易信息挂牌制度。
产权交易市场对提供的产权交易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通过产权交易市场信息网络发布平台发布，还可以同时通过媒体或者采用推介会等形式，对外公布。
第十七条（信息的反馈）
产权交易信息挂牌发布后，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及时整理反馈的转让和受让意向信息，并做好转让和受让申请登记。
第十八条（国有产权的出让价格）
国有产权出让价格，应当以评估结果作为主要依据，同时充分利用产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兼顾产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状况、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职工安置、引进先进技术等综合性因素予以确定。
国有产权出让价格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国资委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交易方式）
产权交易可以采取协议转让、拍卖、招标、竞价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产权交易信息挂牌发布后，只有一个受让意向人的，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有两个以上受让意向人的，出让方可以与产权交易市场协商，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者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
第二十条（合同签订及内容）
出让方和受让方达成成交意向后，应当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签字、盖章。产权交易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出让方和受让方的名称、住所；
（二）转让标的；
（三）成交方式；
（四）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
（五）转让标的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方案；
（六）产权交割事项；
（七）违约责任；
（八）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九）出让方和受让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除前款合同内容外，国有、集体企业产权交易合同还应当包括职工（含离退休职工）安置方案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产权交易凭证）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对在产权交易市场交易的产权交易合同进行核实，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第二十二条（权证变更）
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产权交易的出让方或者受让方，凭产权交易市场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和产权交易合同到国资、工商、房地产、外资、税务、公安等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权证变更手续。
各有关部门应当依据产权交易市场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和产权交易合同文本，在收到变更申请的15个工作日内，作出权证变更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明示收费价格）
产权交易市场办理产权交易的收费标准，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予以公示。
第二十四条（产权交易的中止和终止）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让方、受让方或者第三方向产权交易市场提出申请，可以中止交易：
（一）对出让的产权有争议且尚未解决的；
（二）因不可抗力致使产权交易活动不能按约定的期限和程序进行的。
出现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情况，致使产权交易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应当终止交易。
第二十五条（报告）
产权交易市场应当定期向市国资委和市产管办报告产权交易情况。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发现国有产权有异常事项的，应当及时报告市国资委；有重大的产权交易事项，应当及时报告市产管办。
第二十六条（禁止行为）
凡权属关系不清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产权，不得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交易。
产权交易市场不得直接或者变相进行产权中介活动。
会员不得在同一宗产权交易中，同时接受出让方和受让方的委托，或者采取胁迫、欺诈、贿赂、恶意串通等手段进行产权交易。
第四章 争议处理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争议处理）
产权交易双方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可以向产权交易市场或者市产管办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八条（对违规出具产权交易凭证的处理）
市产管办对产权交易市场违反规定的产权交易，经立案调查并确认的，可以责令产权交易市场撤销违反规定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
撤销产权交易凭证致使产权交易无效且造成损失的，由违反规定的产权交易市场、出让方、受让方或者会员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规从事国有、集体产权交易的处理）
国有、集体产权在产权交易市场外交易的，由市国资委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条（责任追究和处理）
产权交易市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及有关规定的，由市产管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或者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除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承担民事责任外，由市国资委等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外资购并）
外资在产权交易市场购并产权的，还应当符合国家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要求，并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办理手续。
第三十二条（股权托管和受让）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进行转让的，经国有资产出资人同意，应当由产权交易市场托管。
本市的国有企业受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应当按照本办法产权交易的程序规定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
第三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4年11月25日起施行。市政府1998年12月22日发布的《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