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
潭政发〔２００２〕３３号
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湘潭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市属和驻市各企事业单位：
《湘潭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湘潭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绿化管理促进城市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建设整洁、优美、文明的现代化城市，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域内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局是本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辖区内的城市绿化管理工作。
规划、建设、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城市绿化规划、建设和维护管理工作。
第四条 绿化、美化城市人人有责，凡有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均应依法承担义务植树任务，积极植树、栽花、种草，自觉参加城市绿化活动。城市中所有单位都要搞好本单位的绿化，全社会应树立爱护树木花草和园林设施的良好风尚。
第五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实际，会同市规划部门共同组织编制城市绿化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或变更城市绿化规划，确需调整或变更时，必须按审批程序申报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实施。
第七条 城区和道路两侧的空坪隙地，由土地使用权所有单位承担绿化义务，并按绿化专业规划要求负责实施。凡不能履行或拒不履行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绿化建设单位拥有绿化所有权和收益权。
第八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城市新建居住区、旧城改造区分别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五；
（二）学校、医院、休（疗）养院、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和公共文化设施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三）干道绿化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四）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的工厂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并根据国家标准设立防护林带；
（五）其他工程建设项目，地处城区的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地处城市中心区以外的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
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按照上述规定的绿化用地面积比例严格执行。
第九条 城市建设实行″绿线″管制制度和绿色图章制。凡城市规划区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在规划审批及竣工验收时，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分别加盖″城市绿化审批专用章″和″城市绿化合格专用章″，否则不予办理规划许可证手续，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当与工程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与主体工程设计方案同时报批。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确需改变设计方案的，必须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承担。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与其附属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同时进行，否则，不得办理该工程建设项目一切相应的竣工手续和发放相关证、照。
第十二条 公园、街道、广场及其他公共绿地内，均不得任意搭建临时建筑或其他设施。凡增建、改建或增加临时设施，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实施。
第十三条 在公园、风景区、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周围，不得建设与之不相称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高度、体量、格调、色彩等）。
第十四条 城市中２０公顷以上公共绿地的绿化工程修复、设计方案，必须向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不足２０公顷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必须按有关规定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建设应当接受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三章 管理和保护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管理单位应当加强绿化的养护、管理，保持整洁、美观。市、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自认真搞好城市绿化的维护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专业队伍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国家；单位内自行投资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本单位；居民在私人庭院内自费栽植的树木，所有权和收益归个人。
第十七条 城市绿化实行领养制，凡领养城市公共绿地、花坛、行道绿化的单位，均须与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签订管养责任书，并负责管理、养护和保护工作。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不得破坏绿地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确因城市建设需要占用绿地的，占用公共绿地０．１公顷以下或者其他绿地０．４公顷以下的，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公共绿地０．１公顷以上或其他绿地０．４公顷以上的，必须按有关规定报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其他有关手续，实行异地绿化补偿，同时承担相关费用。
临时占用绿地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和其他手续，临时占用期满，占用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恢复。
第十九条 城市中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和大修剪。确需砍伐、移植和大修剪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有关手续，并按规定向树木所有者支付树木赔偿费用（标准附后）。
第二十条 砍伐、移植、大修剪树木的审批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主次干道行道树更新，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主次干道的树木的砍伐、移植、修剪，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支路、小街小巷的树木的砍伐、移植，由所在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四）公共绿地的树木需要砍伐、移植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五）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附属绿地的树木需要砍伐、移植的，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数量１００株以上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居住区内的树木需要砍伐、移植的由所在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数量超过２０株的报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在风景名胜区、公园内开山采石，葬坟立碑，砍伐树木；
（二）在树木上刻画，钉钉，缠绕绳索，架设电线电缆和照明设施；
（三）在草坪、花坛、绿地内堆放杂物，挖掘、损毁花木；
（四）在绿地内擅自搭建建筑物，设置广告牌；
（五）在城市公共绿地范围内擅自开设商业、服务摊点；
（六）向城市公共绿地扔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和其他损坏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城市中古树名木和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造册登记，设立保护标志，明确管护责任单位，禁止砍伐。确需移植的，必须经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并提出移植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绿化专业队伍组织实施，并按规定报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的，按照本规定第三条的管理范围，由市、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绿化条例》、《湖南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湖南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谈谈民事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以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现状为视角
[内容摘要]
诉讼调解是我国司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正确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弥补判决之不足，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其运行必须严格遵守我国民事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切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搞无原则的“和稀泥”，否则，司法为民将会走向反面，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关键词]
民事诉讼调解 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自愿原则 合法原则
引 言
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自古至今就是中华法系之一大特色和亮点，国内司法界以此“优良传统”而自豪，在国外同行中也素有“东方经验”之美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更是将调解原则确立为一项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调解以其灵活、便捷、高效以及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审判实践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当今大力提倡司法为民、服务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调解更是被高度重视，充分使用，甚至发挥至极至。如何正确理解调解原则，依法有效地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的特有功能，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是司法领域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本文仅就笔者对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的初浅认识谈谈自已的看法，同时，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进行分析与反思。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笔者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归纳为三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下面分项论述。
一、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及执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一切司法和执法活动都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否则，再多再好的法律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依法治国”的美好理想必将化为泡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就是对该项基本原则的重申和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而严肃地将“事实清楚”确定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基础”，将“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必要前提。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审判活动，并非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简单“谈判”或“讨价还价”，整个调解活动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之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对民事纠纷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处理。究其本质，调解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有机结合。因此，诉讼调解自始至终必须严格本着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主持调解的法官必须秉持法律人的良知与理性，本着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平合法地审理案件，绝不能搞无原则的“和稀泥”，更不能罔顾事实与法律纯粹地“忽悠”当事人。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部分令人担忧的现象。个别法官为了提高“调撤率”，追求统计数据的好看，从而进行“不良调解”。究其“病理原因”，其一、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承办法官完成审判任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基层法官，每天开两到三个庭，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官一天开四、五庭的情形也不罕见。法官连写判决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能调尽量调，至少可以免写判决书；其二、调解结案不必担心当事人上诉，免得多生“事端”，不管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案结事了”，起码在某个具体承办人手上，作为一起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已经“了”了；其三、当下民事调解已然成为“主旋律”， “调解优先”也成了一项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成为司法人民性的一种表现。民事案件的“结案率”、“调解率”、“撤诉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一审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率”等等一系列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法官的年终考核，影响法官的评先评优，甚至是职务晋升。此乃不可小视之“头等大事”，事关法官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承办法官所在业务庭在全院的绩效位次，进而影响到所在法院在全市法院乃至全省法院的绩效位次，当然也就影响到庭长、院长的工作业绩。在如此强大的动力和压力之下，就难免出现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注重对事实的调查了解，忽略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就急于进行调解，以达到调解结案，快速结案的目的。此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诉前调解中。即，不开庭审理，承办人直接把双方当事人约至法官办公室进行调解。所有的诉讼程序均可简化，一切“虚礼”都可免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经过承办人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背靠背”，继而“面对面”，法官只不过多废些口舌，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拉近距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很快双方当事人便接受了法官的意见，达成协议。书记员马上制作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字。稍顷，调解书也已“出炉”，一起民事纠纷就此得以圆满化解，“案结事了”，双方当事人即可签字走人，审判工作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是，笔者对这样的调解心存忧虑。个人以为，这种“草草了事”的做法极易产生“后遗症”，搞不好“案结事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把案件事实完整清晰地认定、记录下来，以这种方式结案的调解笔录往往也比较简单，只对案件事实简要地叙述“三言两语”之后，便产生了“调解协议”，笔录更难以反映出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认定过程。因此，一但事后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回想起当初在法院处理该案时，似乎受到了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或者是承办法官的“忽悠”，法官在其中并未真正地主持公道，而使自己稀里糊涂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尽管从法律上讲，调解书一经签收，即产生法律效力，对调解书当事人不能上诉，无法启动二审程序。但在实践中不主动履行调解书的当事人已普遍存在，目前就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也与日俱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却不能得到自愿履行。如此，当事人必然会对法院心生怨气，司法的公信力渐微，人民法院的形象受损。当事人不能上诉，那就只能申诉或上访了。至此，事态已完全逆着我们的良好初衷而逆向发展，“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也难以实现。
季卫东先生曾经这样论述法律程序的功能，他说：“在这里，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代理人，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上是贤达名流还是贩夫走卒。在这里，只讨论纷争中的判断问题，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在这里，只考虑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总之，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程序的理想世界。”[1]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它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一个发泄胸中怨气的场所，也是集中展示法律威严的圣殿。法庭上的审判，与办公室的调解所营造的氛围和产生的“气场”是截然不同的。曾经不止一次有当事人在笔者面前亲口表达了其到法院打官司而未得进入的法庭的深深遗憾。虽然事情解决了，只因未能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味为快，尽数对方的“恶行”，而总觉“美中不足”，似乎缺了点什么。因此，笔者以为，最好是选择庭审中的调解比较合理和稳妥。首先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将案件证据和事实固定下来，给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言的机会，让当事人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怨气”释放出来，缓解一下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充分陈述、情绪得以充分发泄，双方基本已回归理性，案件事实、证据被固定下来之后，法官再居中主持调解，这样原告的付价不会太“离谱”，被告的还价也不至太“狠毒”。笔者以为这样进行调解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而且事后出现“后遗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即使采用庭前调解的方式，也应该先将案件事实和证据在调解笔录中完整清楚地反映出来，固定下来，以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二、自愿原则
诉讼调解存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私权的自由处分, 是民法原理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称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应。民事调解主要基于各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合意, 最明显地体现出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民事诉讼调解最显著地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特征。所以自愿原则天生就成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是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得以生存的根基。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和实体结果的支配权。也就说，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案件当事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法官只是充当程序的主持者和推进者，同时承担对调解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裁判者角色。具体而言，在程序方面，当事人基于其真实意思，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离婚案件除外）；可以自愿放弃某些程序上的权利，比如被告放弃自己的答辩期，提前进入调解程序；当事人有权选择调解的时机，比如可以在立案后、开庭前，也可以在庭审进行中，也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宣告判决前申请调解。在实体方面，当事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调解方案，同对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承办案件的法官提出调解方案，供各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当事人有权决定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只要不违法，均应得到尊重。法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引导和审查。一是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和平、有序的调解，避免矛盾激化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有序和有效的调解营造一种理性、文明的环境和气氛；二是引导当事人朝着正确的调解方向进展，避免产生“南辕北辙”的意外结果。努力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确定一个各方都相对较易接受的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会换位思考，打消“绝对个人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本着互谅互让、文明礼貌的原则，力促当事人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达成协议；三是审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恶意调解行为，是否有可能系虚假诉讼，确保诉讼调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调解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进行调解，在无奈之下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概言之，在审判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一方当事人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而另一方当事人有代理律师。这样在调解过程中就明显地感觉到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无力招架专业律师的进攻。有些律师的言辞不尽完全合理合法，加之承办法官结案心切，对此也漠然置之，视而不见，甚至还要再加上一句“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调解方案，我看你最终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也就只有承受“被自愿”的结果，满腹狐疑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种弱势一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原告，多为受害人。也有的承办法官为了达到以调解结案的目的，反复多次调解，拖延诉讼，调解不成，坚决不判，审限已到，动员原告先撤诉，再立案，换个案号继续调，直到把当事人调累、调垮，调到筋疲力尽，一直调到调解结案，调到“案结事了”为止。如此调解，何谈司法公正？何谈司法效率？何谈司法权威？何谈司法为民？笔者在此强调，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一定要本着对正义的崇尚，对真理与良知的追求，严格监督和审查当事人的协商行为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绝不能允许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利益肆意损害，更不能允许双方当事人恶意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调解结案，而不顾诉讼效率，久拖不决，如此这般的“调解”，是更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已明显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调解不成，及时判决”的诉讼效率原则。
三、合法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诉讼调解的一项根本原则，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判决。”这些都是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具体规定。
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程序上合法主要是指调解必须在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程序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当事人所享有的各项程序性权利若非出于当事人自愿放弃，绝不能被剥夺。比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答辩权、申请回避权、向法庭提交证据以及质证的权利、法庭辩论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发表调解意见的权利、阅读审查庭审笔录或调解笔录的权利，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庭外和解的权利等等，上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应当得到尊重。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权利在适用简易程序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放弃，但绝不能未经告知而被剥夺，否则即是违法。实体上的合法性主要指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内容上只能处分属于涉案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权益范围之内的标的，不得处分属于案外第三人的权益，不得处分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权益，更不能进行恶意调解，诉讼欺诈。同时，即使是对案件当事人自己权益的处分，也不能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有违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序良俗。违法，即无效。
结 语
民事诉讼调解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基础；自愿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前提；合法原则是调解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保障。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就草草地进行“调解”，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必有“后遗症”；违背当事人意志，诱骗、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是违法的；尽管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协议内容也是自愿的，但如果调解程序不合法或者协议的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有损社会的公序良俗，则该种调解协议同样也是无效的。
总之，法官在运用调解方式审理民事案件时，一定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绝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调解而调解，言则为民，实则害民。当事人丧失了上诉权，减少了上诉案件，却增加了上访案件，最终走向司法为民的对立面。无原则的调解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极大的伤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与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每一位有人性良知和司法理性的人民法官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最后，笔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警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