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比较研究
张松*
（西北政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内容摘要]合同法定解除权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其自身利益遭受违约方行为严重损害时得以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由于此种救济将导致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后果，各国对其均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法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法定解除条件 根本违反 预期违反
[Abstract] The legal right to terminate (avoid) contracts is a remed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provided by laws available by the non-breaching party when it suffers great losses due to the breach. This remedy leads to the termination (avoidance) of the contracts of parties, so all countries provide very strict limitative requirements for it but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specific provisions. This thesis will compare and analyze those relative provisions in contract laws or case laws of some main countries and in international uniform cod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advice on how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legal termination (avoidance) of contracts in our contract law.
[Key Words] Legal requirements to terminate (avoid) contracts; Fundamental breach; Anticipatory breach
合同的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以前，当法定的条件具备时，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一般说来，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有时会产生某些特定情况。例如，由于对方当事人严重违约，从而使债权人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这样合同的存在对债权人来说已不具有实质意义，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够被遵守，债权人的目的仍不能达到，因此应允许债权人宣告解除合同，从而使其从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中解脱出来，及时消除或减少因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旦违约都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如果对法定解除权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各种交易关系轻易的消灭，既不符合鼓励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常常会损害合同双方的利益，特别是在一方虽已违约，但违约当事人能够继续履行，而非违约方愿意违约方继续履行的情形时，就应当要求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而不能强令当事人消灭合同关系。因为在此情况下只有继续履行才符合当事人的订约目的，才能更好地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
鉴于以上考虑，对非违约一方的法定解除权，各国均规定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和限制，但由于各国合同法律制度的不统一，各国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对各主要国家的合同法或判例以及国际统一合同法有关法定解除条件进行比较、评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法定解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英国
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合同条款分为两类，一类是条件条款（conditions），也被称为主要条款；另一类是担保条款（warranties），也称为次要条款。当事人违反两类条款将会产生不同的后果。该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违反主要条款的，将会产生一种权利解除合同；违反次要条款的，将会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没有权利拒绝接受货物。合同条款的上述分类方法由于完全不考虑违约方违反特定合同条款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有多么严重，显得过于僵硬，在有些案件中可能引起不公正。但这种分类也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具有确定性，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事先知道违反某个条款必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如果一项条款未被制定法加以分类，法院依据该条款在合同中的重要性来决定其是一个主要条款，还是一个次要条款，其检验的标准是，是否一项特定的许诺涉及事情的根基，以至于如果不履行这项许诺，就会使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实质上不同于非违约方的预期。 例如，同样是由于生病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在Poussard v. Spiers(1876) 一案中，歌手违反合同未能如约参加演出，使整个合同无法履行，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另找他人代替原告，而Bettini v. Gye(1876) 一案中，歌手未能如约参加排演，并不影响合同如约履行，原告仍然可以按约参加演出，所以被告不能解除合同。另外，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对条款进行分类，指出某些条款是主要条款，另一些条款是次要条款，这与（1979年货物买卖法）中的分类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一些情况下，当事人的分类也不是决定性的。 但一般而言，只要当事人清楚地说明了违反某个合同条款的后果，法院就愿意判决当事人的分类是有效的。
自从1962年的一个案例 之后，英国法院开始承认那些无法归属的条款为“中间条款”。对于这类条款，法院主要考虑的是违反该条款实际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到足以根本性地破坏合同目的，从而决定非违约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但是，在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是首先要考虑所违反条款属于主要条款还是次要条款，再考虑违反合同的后果。如果前者可以明确，则再无必要考虑后者。
英国法院的实践中还有三种特殊的违反合同的情况：一是预先违反合同；二是违反合同只涉及分期履行合同中的一个小部分；三是违反合同的结果并不影响实际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只是影响了合同的商业盈利性。
在第一种情形中，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预先声明他不打算履行合同义务，或者使自己处于一种不可能履行合同的状况， 那么，对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可以立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也可以等待合同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再看对方当事人是否准备履行合同，如不履行的，再向法院起诉。此处赋予非违约方立即起诉的权利旨在使无辜的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尽快获得补偿。如果非违约方选择了等待对方履行，此时合同依然有效，而非违约方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产生一些合理的费用，在期限届满以后再以对方根本性违反合同提出解除合同和赔偿请求。对此英国的学术界与法官们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对方当事人清楚地表明了预先违反合同的意图之后，履行合同显然是不必要的，由此而产生的费用也完全浪费了，而且也与受害方减轻损失的义务相矛盾。同时非违约一方也可能承担在期限到来时，他自己可能会违反合同，反而使原来违约一方获得了解除合同的权利。
对于分期履行的合同，当事人违反其中一次履行的行为，是否能够授权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其实质上依然是决定该种违反是否属于前述的根本性违反合同目的，这要取决于每个案件中的合同条款和具体情况。比如买卖合同中，法院并不单纯考虑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涉货物在合同规定的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要结合具体情况决定该种违反的后果，从而判断是否构成了根本性的违反合同。
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一种法定解除的可能，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他的主要义务，只是在次要的方面违反了合同，其结果并没有影响继续履行合同的实际可能性，只是在商业上，这样做不太合理，以致在事实上根本违反了合同。
（二）美国
英国法关于条件和担保条款的区分，对于美国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统一商法典》（下称U.C.C.）并未明确区分条件和担保条款。U.C.C.在第2-703条和2-711条分别规定了买卖合同卖方和买方的各种救济，其中就有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第2-612条规定了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并明确规定：“一批或多批货物，如果因不符合合同或存在其它违约而使整个合同的价值严重降低，即构成违反整个合同。”U.C.C.第2-610条则规定了“预前毁约”时非违约方的救济措施。美国判例法往往通过判断是否存在“严重违约”或“完全违约”来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因此， “严重违约”实际上就是非违约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条件，而如何来决定“严重违约”又纯属一个事实问题，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就合同的履行，依据不同程度通常可分为三种：（1）完全履行；（2）基本履行；（3）严重违约。后两种履行情形属于违约行为。由此，决定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能否成为另一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即是要决定该种违约属于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约。基本履行指当事人一方基本履行了合同义务，仅在履行中稍有背离。依据基本履行理论，如果（1）违约履行仅仅轻微低于合理期待的目标和（2）此种轻微背离非为恶意，则非违约方不能解除合同。所以法院需要分析事实，判定该履行行为是“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 美国合同法学者综合不同意见认为以下是法院判断“基本履行”或“严重违反”合同的依据：（1）受损害一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预期的从合同中应得的利益；（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弥补的；（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的可信度；以及（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
美国法中没有“迟延履行”的概念，因此对于不能按时履行是否可以使相对方解除合同义务法院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美国法院在分析过程中通常首先要决定约定的履行期限是否构成一项先决条件（condition precedent）。一般来说，美国法院并不认为履行期限条款是一项先决条件。另外也可以考虑该种逾期履行属于上述“基本履行”还是“严重违反”合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履行均属于“基本履行”。但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严格按照预定时间履行非常重要，即“time is of the essence”，则按时履行是一项先决条件，违反这一条件将会使非违约方得以解除其合同义务。如果缺少上述的明确约定，在违约一方仅略迟于约定日期履行时，美国法院一般不愿就此使非违约方解除合同。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需要特殊对待。比如在选择权合同（option contract）的情形，一项期限为30天的选择权在第31天行使即为无效。又如虽然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但合同标的物的特殊用途使合同双方均意识到按时履行的重要性，如一批圣诞礼物的买卖合同的履行就必须在节前履行。
美国U.C.C.在总结了英美国家的判例经验的基础上，明确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该法典第2-610条不仅肯定了美国判例确立的在明示预期违约情况下非违约方享有的选择救济措施的权利，而且还增加了非违约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而为了准确地判定默示预期违约，U.C.C.第2-609条规定，当一方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不能正常履约时，他可以书面形式要求对方提供正常履约的充分保证。如果对方没有在最长不超过30天的合理时间内按当时情况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则构成默示预期违约。由于单纯地预见到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并不意味着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美国法将提供保证作为其他救济手段适用的前提，消除了主观“预见”所带来的随意性，限制了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因而更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
（三）德国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于2002年1月1日生效，是自《德国民法典》问世以来最重大，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新文本第323条是关于双务合同情形法定解除权的特殊规则，它适用于双务合同中一切违反义务的情形，包括不给付、迟延给付和不良给付，且不再限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亦应适用于从给付义务或者其他附随义务， 其中不良给付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是首次被引入到《德国民法典》中，第323条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大。该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必须为债务人指定一个适当的后续履行期间，并且期间必须届满未果。这是解除的一个要件；在第2款规定了一些免于指定期间的情形； 第3款规定了以警告代替指定期间的情形；第4款规定了预期违反时的解除；第5款规定在单纯一部给付的情形，债务人原则上只能进行一部解除。只有在债务人对一部给付不具有利益时，其才可以进行总体解除。在不良给付的情形，以违反义务为不显著为限，债权人不得解除合同；第6款规定在债权人应对解除原因承担单独责任、或者承担主要责任时，或者在债权陷于受领迟延时，排除解除的权利。
新文本第324条规定，即使只是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不涉及给付的附随义务，债权人仍可以解除合同。依新法第324条解除合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一、必须为双务合同；二、必须违反新法第241条第2款的保护义务；三、不能够苛求债权人信守合同。但在违反此种义务影响到主给付，并使给付不能依约履行时，适用新法第323条。
新文本第321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期间届满相对方仍然欠缺给付能力时，先为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上，准用第323条。该条将旧文本中“财产在订约后明显减少” 的不安抗辩权适用前提扩大为“欠缺给付能力”，借鉴了英美法系中的预期违约制度的适用前提，也与第323条所规定的预期违约制度相照应。
新文本第326条第5款规定：“债务人依第275条第1款至第3款不需要给付的，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对于解除，准用第323条，并且无需指定期间。”第275条第1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根本就不能够履行给付的情形；第2款调整的是所谓“事实不能”，即给付虽然在理论上为可能、但却不会为任何理性的债权人所认真期待的情形；第3款则对应由债务人亲自履行给付、即专属给付的情形做出了特别的规定。
（四）CISG
CISG的第49条规定了卖方违约时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第1款列举了买方可以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形：（1）“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卖方不交货时，买方依据第47条规定的程序给了卖方履行的宽期限，而卖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他声明将不交货。类似地，CISG的第64条规定了买方违约时卖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列举了以下两种情形：（1）“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构成根本违约”；（2）在买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日期履行时，卖方依据第63条规定的程序给予买方履行的宽期限，而买方在宽期限内仍不交货或声明将不履行义务，包括不接收货物或不支付货款。另外，CISG的第72条规定了在履行合同日期到来之前，当事人构成预期根本违约的条件，可以解除合同。第73条指出分批交货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批货物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宣布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若另一方断定今后各批货物履行也将根本违约，可宣告解除整个合同。
综合以上条款可知，CISG中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分为实际根本违约和预期违约），二是当一方当事人的违约尚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时逾额外期限而不履行。
CISG没有采纳英国《1979年货物买卖法》将条款分为条件和担保的作法，而是通过确立根本违约这一制度，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以违约严重性来确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依据CISG第25条的规定，构成根本违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害，这里所述的损害(detriment)是广义的，包括了商业利益损失，标的物损坏，商业机会损失等多种情况；第二，“以致于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此处所称“实质上”，意味着对当事人重大合同利益的剥夺，因此表明了一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以致于”则表明违约行为和另一方蒙受的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违约方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也预知会发生根本违约的结果。在这里，CISG为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采用了主客观标准来确定违约人的故意问题。
CISG规定以上三个必备条件严格限定了根本违约的构成，但有时也限制了非违约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例如，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程度在不同的案件中是不同的，倘若违约人对结果的预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预知，而违约的结果实际上造成重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因为违约方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则非违约方仍必须受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的拘束，尽管合同的履行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也不能解除合同，这显然不妥。本来违约人能否预见，那是一个过错程度问题，不应影响到解除权的实际行使。所以CISG规定的“可预见性”要件，使其不如美国《统一商法典》仅根据具体违约程度来确定是否可解除合同，更有利于保护非违约方。
第72条在预期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可宣布解除合同，在执行中更应慎之又慎，既要“明显看出对方当事人将根本违约”，又要履行该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程序，否则属不适当地解除合同，导致非违约方可能不仅在履行期到来时应该接受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履约，同时还要承担本身构成根本违约的风险。该条第3款是关于明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大致相当于U.C.C.第2-610条的规定。所不同的是CISG仅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作出保证，而并未如同美国法那样，将其列为其它救济手段的前提，这就可能会导致解约权的滥用。
按照CISG第47条和第63条的规定，对方当事人的迟延履行实际上赋予了非违约方一项选择的权利，从字面意义上讲，他可以不利用宽限期程序，直接宣布解除合同，也可以给出一个宽限期，逾额外期限不履行，再解除合同。而从功能上讲，这两项条款正是为了确定在迟延履行在哪个时间点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确定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时间。这种宽限期程序使等待履行的非违约方消除了相对方逾期不履行是否足以构成解约权的不确定性，减轻了非违约方可能承担的不当解除的风险。
（五）中国
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5）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形。 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主要参考了CISG的作法，规定法定解除的条件主要为预期根本违约，实际根本违约以及逾额外期限仍不履行三种情形，采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说法，抛弃了预见性理论主观标准，减少了因此而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
一般而言，预期违约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合同法制度，而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一项特有制度。我国《合同法》充分借鉴了这两大制度以及CISG行之有效的经验，对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也有人认为我国同时规定这两种制度有重复规定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这两种制度。它们虽然相似，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如二者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同，依据原因不同，救济方式不同。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可以使债权人在不同的情形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措施，从而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另外《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也同时规定了这两种制度，从实例的角度说明我国《合同法》这样立法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单独列出作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一方面从各国立法看，各国均未将其单独列为一项法定解除的条件。如《德国民法典》新文本仅在第326条第5款的规定在给付障碍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英美法系国家则用合同落空原则解决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问题，确认合同解除。但这种解除不经过当事人的解除行为，而是由法官裁决。CISG规定非违约方仅在不可抗力导致出现公约法定解除的情形下才可以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法定解除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其发生的基本条件是违约行为本身，而不是引起该违约行为的具体事由。因此在不可抗力引起一方根本违约或逾额外期限不履行的情形时，非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并非源于不可抗力本身而是源于不可抗力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因而无论从各国的通行作法还是从法定解除自身内涵看，均没有必要将不可抗力单独列为法定解除条件之一，我国将其单独列出不利于法定解除立法体系的简洁和明确，容易引起混乱。
从立法结构上看，我国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被规定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中，这种安排也是比较独特的。如前所述，合同法定解除根本上是非违约方的一种救济措施，是法律赋予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它与损害赔偿，实际履行等相并列而存在。CISG、PICC、PECL 及U.C.C等均将法定解除规定在违约补救部分。我国的作法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合同法定解除导致合同终止，但其更重要、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为非违约方提供了一种救济措施。所以我国应仿效各国通行的作法，将法定解除及其条件规定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或救济措施专章中，这样更符合法定解除的本质，更有利于其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比较以上各国立法和判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法定解除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终结的法律后果，所以非违约方仅仅有权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宣告解除合同。因此，确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非常关键。各国均以不同规定确立了具体的法定解除条件。我国统一合同法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标准，借鉴CISG的作法，将合同后果与合同目的实现结合起来确定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较以前三部合同法来讲，已是向前大大迈了一步，但仍显得太笼统，在实践中因现实情况的复杂多样而显得操作性不强，对于具体情形下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往往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又因立法体例的不清晰，使作为一项违约救济措施的法定解除权不能为当事人有效利用。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不同情况下的违约制订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则，通过完善立法结构和相关法律概念，明确合同法定解除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使合同双方预知何种违约行为将导致合同法定解除从而在履约过程中谨慎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合同的法定解除，达到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使非违约方在合同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充分利用法定解除这一救济措施来减少因对方严重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使违约方在条件未成就时，有效地阻却非违约方不当地行使解除权，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 作者简介：张 松（1977- ），女，西北政法学院2001级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
1 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5页。
2 Poussard v. Spiers 1876 1 QBD. 351, 转引自何宝玉：《英国合同法》.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

2009年11月28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公民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义务教育及从事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本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是全省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第四条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本行政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平等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权利。
　　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环境。
　　第六条义务教育实行省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县（市、区）人民政府为主管理的体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的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的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农村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加强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和学校履行义务教育职责的督导，督导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考核、奖励或者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提出检举或者控告。有关国家机关接到检举或者控告后，应当及时受理，依法查处。
　　发生违反本条例的重大事件，妨碍义务教育实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在义务教育实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学生
　　第十一条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学校提出申请，并附具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的检查证明，报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延缓入学、休学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期满后仍不能就学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学校不得通过任何考试、擅自附加条件选拔新生入学或者将其作为编班依据。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合理确定每所学校接收学生的区域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接收学生，并公布接收情况。
　　第十三条学校在新学年开始前应当发布公告，通知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指定时间领取学生入学通知书；未领取的，学校应当及时通知到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第十四条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及儿童、少年的身份、居住、就业证明等材料，向居住地所在学区的学校提出就读申请并入学就读。学校接收确有困难的，由居住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统筹安排在公办学校就读。
　　第十五条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帮助其解决困难，防止辍学。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做好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学校，应当建立健全防止与控制学生辍学和动员辍学学生复学制度。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完善就学补助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及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对农村学生和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其他学生逐步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农村寄宿生免收寄宿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对在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实行免费教育；对特殊教育学校（班）的学生补助生活费。
　　第十七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或者变相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根据国家规定，招收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应当保证招收对象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按照规定将招生情况、办学条件、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三章学校
　　第十八条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制定学校设置规划，并将其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根据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合理设置学校。
　　学校设置规划应当根据城市新区开发、旧区改建、乡镇村庄撤并以及当地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增减情况适时调整。
　　第十九条根据学校设置规划和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应当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或者区域改造规划。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核发学校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
　　新建居民区按照规划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建设用地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划拨，建设资金由县(市、区)人民政府予以保障。学校建设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各类残疾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按照国家有关学校建设标准合理设置特殊教育学校（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保障残疾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班）应当具备适应残疾儿童、少年学习、生活、康复及培养劳动、生产技能的场所和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并及时配备相应的教职工。
　　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生活、康复提供帮助。
　　第二十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为具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适龄少年规划、设置专门学校实施义务教育，并将其纳入普通学校序列。
　　第二十二条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保障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三条因生源不足、办学条件不符合规定标准等原因，确需撤销或者合并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在偏远农村地区应当保留必要的小学或者教学点。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并以工作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安排其接受义务教育。
　　第二十五条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学校办学具体标准，推进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
　　学校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办学标准。选择校址和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家规定的选址要求，合理避让山洪、山体滑坡、地震活动断层等自然灾害易发地段和抗震不利地段。其中，学校建筑物的抗震设防标准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学校建设标准，确定学校建设用地和规模，并对学校建设工程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因城乡建设等原因确需拆迁学校的，应当按照先建设后拆迁原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规划进行调整。重建的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迁建所需费用由迁建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学校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及时移交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并依法办理

产权登记手续；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由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及时整改，符合要求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文体活动等场地维修、改造机制，每年定期对其安全性能进行勘查、鉴定。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应当及时予以维修、改造。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鉴定为危房的校舍，不得使用。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学校应当均衡配置校内教育资源，根据规定标准招收学生，编制班级，不得划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未经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设立实验班。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实施小班化教育。
　　第三十条未经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学校不得出让出租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或者改变其用途。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损毁学校的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不得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破坏教学环境。
　　第三十一条学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处分，但是不得开除学生或者责令其转学、退学。
　　第三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公安、工商、文化、交通、卫生、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保护学生、教师、学校的合法权益，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协助。
　　在学校门前路段，道路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设置限制速度等交通信号和安全设施；发生交通堵塞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做好交通疏导。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安全防护距离的规定，在学校附近兴建存在安全隐患或者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设施；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学校周边设立娱乐场所或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从事影响学校安全和教育教学的活动。
　　第三十三条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各类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定期组织师生进行逃生自救、互救和紧急疏散避险等应急演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预防发生事故。
　　对校园内发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学校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当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学校应当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收集、人员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
　　第三十四条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及任期目标责任制。校长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任职条件，并逐步实行公开聘任、竞争上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校长的聘任、培训、考核、交流等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
　　公办学校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
　　第三十六条学校、教师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以及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
　　第三十七条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投保学生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每年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所需费用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

　　第四章教师
　　第三十八条教师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相应教师资格。学校不得聘用未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建立和实行统一的教师职务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教师职务分为初级职务、中级职务和高级职务，并逐步实行按岗聘用、竞聘上岗。
　　第三十九条教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关心和爱护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在职教师不得从事各种有偿补习活动；不得动员、组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第四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学校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实行县（市、区）内统一的教师工资标准，确保教师依法按时足额获取工资，并享受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教师工资及按照规定发放的各种津贴、补贴，应当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优先予以保障。对在海岛、偏远的山区和农村等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教师，应当给予一定补贴。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享受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补助津贴。
　　第四十二条学校应当每年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健康体检，所需费用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
　　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统筹规划教师教育工作，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教师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障教师教育工作的需要，并对农村地区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培养、培训给予政策和经费倾斜。
　　教师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接受继续教育，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中小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调整、配备教师，确保教师的学科、年龄和职务结构合理，重点保障生源分散、教学点较多的偏远农村地区教育教学基本需要。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教师编制；未经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抽调、借用在职教师。
　　第四十五条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学校师资力量，建立教师交流制度，组织校长、教师在城乡、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并在教师培训、岗位设置、职务评审、骨干教师配备、学科带头人培养等方面对农村地区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给予倾斜。
　　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帮助农村地区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提高整体教育教学水平。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招聘录用、工资福利、职务评审、岗位聘用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偏远农村地区学校任教。
　　依法取得教师资格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志愿者方式到农村地区学校任教的，其任教时间计入工龄。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教师职业特点的教师评价体系，对教师进行全面评价，不得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作为对教师进行评价和奖惩依据。教师评价结果应当作为教师专业发展、岗位聘用、职务评审、培养培训、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并作为对教师实施绩效工资分配的主要依据。

　　第五章教育教学
　　第四十八条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应当坚持面向全体学生，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符合素质教育基本要求，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第四十九条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体确定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学校和教师应当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义务教育基本质量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课程评估机制，保障课程方案实施。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要求学校开设地方课程和专题教育课。
　　第五十条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建立全员育人工作机制，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为基础，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进行爱国主义、社会公德、传统美德、心理健康和法制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形成健康人格。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德育基地和校内外活动场所建设，为开展德育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应当对学生免费开放；纪念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以及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公园等公共设施，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免费或者优惠开放，为学生开展活动提供便利。
　　第五十一条学校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文艺、科技发明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参观科技馆、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馆。
　　任何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的演出、庆典等活动。
　　第五十二条学校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省制定的课程计划，保证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开设，不得随意调整课程或者增加、减少课时；不得挤占体育、艺术、实验、综合实践活动课时。
　　学校和教师应当改进和创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规范作息时间，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第五十三条学校应当依法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按照课程标准开设体育课，保证学生在学校期间每天有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改革考试制度，改进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法，推进实施素质教育。
　　第五十五条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地方课程使用的教科书必须经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审定。未经依法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教师、学生订购或者统一组织征订教学辅导材料及报刊；不得组织学生订购未列入地方课程和专题教育课的有关书刊资料。

　　第六章经费保障
　　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确保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义务教育投入，不得计入下级人民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增长的比例。
　　第五十七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措资金，对本行政区域的义务教育给予支持。
　　第五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经费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单列，按照教职工编制标准、工资标准、学校建设标准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等，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确保学校正常运转和校舍安全，确保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不低于国家标准的要求制定，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时调整提高。制定、调整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应当满足教育教学正常需要。
　　第五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差距。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得因上级人民政府增加转移支付而减少本级人民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
　　第六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义务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农村地区学校、城市薄弱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力度。
　　第六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支持接收随班就读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学校建立资源教室，配备指导教师，帮助残疾儿童、少年解决学习困难。
　　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保障特殊教育学校（班）正常运转。
　　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应当与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保持一致。
　　第六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学校实际接收人数，及时足额向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校拨付教育经费。
　　第六十三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鼓励按照国家规定设立义务教育基金，帮助农村地区学校、城市薄弱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第六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拨付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专项资金，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和挪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对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和使用情况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未履行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特殊教育学校（班）和寄宿制学校的；
　　（三）未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办学标准、选址要求建设学校的；
　　（四）未定期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场地的安全性能进行勘查、鉴定并及时组织维修、改造的；
　　（五）未按照规定履行维护学校周边秩序和安全职责的；
　　（六）未依法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的。
　　第六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学校接收学生的区域范围并向社会公布的；
　　（二）未采取措施组织和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者防止适龄儿童、少年辍学的；
　　（三）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的；
　　（四）未执行国家和省确定的教学制度、教育内容、课程设置的；
　　（五）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性质的。
　　第六十八条学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
　　（一）通过任何考试、擅自附加条件选拔新生入学或者将其作为编班依据的；
　　（二）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的；
　　（三）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控制学生辍学和动员辍学学生复学的；
　　（四）开除学生或者责令学生转学、退学的；
　　（五）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
　　（六）划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或者擅自设立实验班的；
　　（七）违反课程设置规定或者选用未审定的教科书的。
　　有前款第二、四、六、七项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九条教师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从事各种有偿补习活动或者动员、组织学生接受有偿补习的；
　　（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
　　（三）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组织的教师交流和支教安排的。
　　第七十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价格、审计部门根据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侵占、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
　　（二）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的。
　　第七十一条擅自闯入校园，寻衅滋事、结伙斗殴，侵犯师生人身权利，或者侵占、哄抢、损毁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第七十二条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按时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七十三条对招用或者变相招用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用人单位，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用人单位将适龄儿童、少年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依法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七十五条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依法举办的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七十六条本条例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1986年9月9日山东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