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国家民委工作规则》的通知

民委（综 合）发[2009]551号

委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国家民委工作规则》已经2009年12月18日召开的国家民委委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国　家　民　委
　　　　　　 　　　　　　　　　　　　　　　　　　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家民委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使国家民委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切实履行党中央、国务院及法律法规赋予国家民委的各项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和《国务院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二、国家民委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部署，全面履行职能，努力提高民族工作和国家民委工作水平，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三、国家民委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领导职责

　　四、领导成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政廉洁。

　　五、国家民委实行主任负责制。国家民委党组按照党章规定履行职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六、主任领导国家民委的工作，副主任、党组成员、专职委员协助主任工作。副主任、党组成员、专职委员按照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主任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国家民委进行外事活动。

　　七、党组书记负责国家民委党组的全面工作，党组成员根据分工，履行职责。

　　八、主任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期间，由主任指定的一位副主任主持工作。其他领导成员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期间，由主任或副主任代管其分管的工作。

　　九、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负责本部门的工作，日常工作按职责处理，重要工作和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委各项工作部署。

　第三章　认真履行行政职能

　　十、认真履行职责，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反映有关情况问题，提出有关政策建议。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职责，促进民族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有关领域的实施、衔接，对政府系统民族工作进行业务指导。起草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督促检查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联系民族自治地方，协调、指导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研究提出协调民族关系的工作建议，协调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重大事项。参与协调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维护国家统一。

　　十一、拟定少数民族事业等专项规划，监督检查规划实施情况，参与制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划，促进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综合评价监测体系，推进实施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和民族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分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事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特殊政策建议，协调或配合有关部门处理相关事宜，参与协调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有关工作。

　　十二、组织指导民族理论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承办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协调民族自治地方成立逢十周年庆典活动。管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出版、研究和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组织协调民族工作领域有关对外和对港澳台的交流与合作，参与涉及民族事务的对外宣传工作。参与拟定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联系少数民族干部，协助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工作。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三、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领导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十四、国家民委拟定的重大政策措施、法律法规草案、民族领域规划草案和部门规章、年度工作部署、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年度预决算及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由委党组会议或委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十五、各部门提请委党组会议或委务会议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研，并经过专题会议、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委内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应主动沟通协商；涉及相关部委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十六、国家民委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充分听取国家民委兼职委员单位的意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专家学者、民族地区党政领导和基层干部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机关各部门提出的工作安排建议，涉及其他部门的，应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附注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委领导批示。

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十七、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十八、根据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需要，适时向国务院提出制定或修改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建议，制定、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部门规章和其他文件。

　　十九、国家民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或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部门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国家民委制定的规章应当依法及时报国务院备案。

　　二十、提请委务会议讨论的部门规章和其他文件草案，由相关职能部门审查或组织起草；部门规章和其他文件的解释工作由有关职能部门会同相关单位承办。

　　二十一、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二十二、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政务公开第一责任人，综合处承担协调本部门政务公开工作职责，信息中心承担国家民委政务公开和民委系统政务公开的指导工作。

　　二十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健全国家民委信息发布制度和国家民委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健全国家民委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强国家民委发布信息的主动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建立国家民委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制和依申请公开国家民委信息的工作规程，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提高工作透明度。

　　二十四、国家民委制定的有关文件，党组会议、委务会议等研究决定的事项，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对外公开。

　　二十五、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国务院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办事指南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二十六、加强国家民委网站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在线办事、互动交流三大职能，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努力把国家民委网站办成政务公开的重要窗口和建设服务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平台。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二十七、在国务院的领导下，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自觉接受全国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及时办理全国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二十八、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整改并向国务院报告。

　　二十九、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章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章和其他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涉及国家民委工作的重大问题，要积极主动地查实和整改并向国务院报告。

　　三十一、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委领导及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阅批和处理重要的群众来信；如有重要群众来访或群众反映重大、敏感问题，委领导按分工接待，听取意见。

　　三十二、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三十三、坚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三十四、机关各部门、委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在年度述职报告会上必须报告廉洁自律情况。

　　三十五、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三十六、领导干部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三十七、国家民委实行党组会议、委务会议、委员全体会议和务虚会议等会议制度。国家民委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组会议或委务会议讨论决定。

　　三十八、党组会议由党组书记、党组成员组成，由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

　　党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和指示，提出贯彻落实意见；

　　（二）审议以党组名义制发的重要文件和重要文稿；

　　（三）研究民族工作的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等重大问题；

　　（四）研究决定国家民委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配置与调整、党组管理干部职务名称表确定的权限和范围内的干部任免、调动和奖惩，以及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问题；

　　（五）研究部署国家民委系统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按规定召开党组成员民主生活会，组织党组中心组学习；

　　（六）讨论其他需要党组会议研究的事项。

　　党组会议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议题由党组成员提出建议，报党组书记确定；也可由党组书记直接确定。议题汇总、会务工作由办公厅负责，会议记录、录音和纪要及网站政府信息起草由办公厅指定专人负责。会议纪要由党组书记签发。有关列席会议人员由党组书记确定。

　　三十九、委务会议由主任、副主任、驻委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和专职委员组成，由主任召集和主持。

　　委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民族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党组会议决定的重要工作，通报有关重大事项；

　　（二）审议国家民委代起草或修订的法律法规草案，审议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审议以国家民委名义制发的重要文件和重要文稿；

　　（四）审议决定国家民委年度工作安排，部门年度预决算，基本建设项目立项、竣工决算，重大建设项目内容变更、调整，大型国有资产处置和调整，大额资产收益及用途，大额度资金使用，重大项目安排等；

　　（五）研究决定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置意见；

　　（六）讨论其他需要委务会议研究的事项。

　　委务会议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议题由业务分管领导提出建议，报主任确定；也可由主任直接确定。办公厅负责议题汇总、会议记录、纪要和网站政府信息起草等会务工作。会议纪要由主任签发。有关列席会议人员由主任确定。

　　四十、国家民委委员全体会议由主任、副主任、专职委员和兼职委员组成，委党组成员出席，由主任召集和主持。邀请国务院分管民族工作的领导同志出席。

　　国家民委委员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通报民族工作形势，交流民族工作情况；

　　（二）听取兼职委员单位对做好民族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研究并协调解决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国家民委委员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邀请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可安排委机关有关司（局）负责人列席会议。

　　提请国家民委委员全体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分管委领导提出，报主任确定；也可由主任直接确定。会议文件由主任批印。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办公厅负责。

　　四十一、专题会议。专题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党组成员、专职委员召集和主持。

　　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协调、研究拟提请党组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二）研究贯彻落实党组会议、委务会议决定的重要专项工作；

　　（三）研究其他专项工作。

　　议题和参会人员由主持人确定。重要的专题会议，应报主任或党组书记批准。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由办公厅负责，有关部门协助。会议纪要由主持人签发，涉及重要内容的须报主任或党组书记审阅。

　　四十二、务虚会议。务虚会议由委党组成员、专职委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和相关方面代表等组成，根据会议的主题，可适当扩大范围，请委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一般由委主任或党组书记主持，也可根据会议主题，由分管相关工作的委领导主持。

　　务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紧密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和民委工作的重点任务，以及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等，共同研判形势，交流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务虚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决定召开。会议的主题由委党组成员、专职委员，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提出建议，报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确定；也可由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直接确定。会议筹备工作在委领导的领导下，由办公厅牵头负责，研究室等有关部门参加。

　　四十三、提请党组会议、委务会议审议的议题，有关部门须提前2天将有关材料（涉密件除外）交办公厅审核、分送与会人员。涉及跨部门业务的，主办部门要事先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国家民委委员全体会议文件和议题由办公厅于会前送达与会同志。专题会议审议的材料由主办业务部门提前送达与会人员。

　　四十四、机关各部门召开的全国性的业务会议每年不能超过2个，并严格控制规模。会议计划应于上年度12月10日前报办公厅审核后提请委务会议审定，未列入计划但确需召开的会议，须经办公厅审核后报委务会议审批。

　　四十五、机关各部门实行例会制度，研究处理本部门重要工作。例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形成会议纪要报分管领导并送办公厅备案。

　　第十章　公文及信息刊物审批

　　四十六、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和委领导分工、协作的原则审批公文，重大事项报主任或党组书记审批。

　　四十七、以党组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党组书记签发；下行文或平行文，由党组书记或者党组书记授权的党组成员签发，重要文件须由书记签发。

　　以国家民委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主任签发；主任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期间，由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签发。下行文或平行文由主任或者主任授权的业务分管领导签发，重要文件由主任签发。

　　以办公厅名义制发的公文，由办公厅主任或者办公厅主任授权的副主任签发；如有必要，报业务分管领导审定。重要文件签发后，送分管办公厅的委领导复核。

　　以办公厅名义制发的《民委通报》、《民族工作简报》、《民委信息》和《要情》，由信息中心主任或信息中心主任授权的副主任签发；有关重要信息，报委领导审定后印发。

　　主批人审批公文及信息刊物，须签署明确意见，并签署姓名和时间，其他审批人圈阅视为同意。

　　四十八、直属各单位报国家民委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民委机关公文处理细则》的有关规定。除委领导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委领导个人报送公文。委领导同志处收到需要国家民委审批而直接报送领导个人的公文，即转办公厅处理，办公厅将按规定退回报文单位并要求其重新呈报。

　　四十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文件承办部门负责对制发的公文作保密审查，确认是否公开。公开的信息需在该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五十、要精简文件，控制规格，压缩篇幅，提高质量和公文办理效率。

　　第十一章　督办制度

　　五十一、机关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国家民委的各项部署，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五十二、对重要事项实行督办制度。办公厅负责督办事项的立项，指定主办和协办部门；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所办事项负全责，并按要求向办公厅反馈结果。协办部门要积极配合主办部门做好有关工作。

　　五十三、督办事项范围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领导对民族工作的决策、批示、指示；全国民委系统综合性会议部署的任务；党组会议、委务会议、委员全体会议、专题会议部署的工作；委领导的批示、指示。

　　五十四、对需要督办的事项，由办公厅督办部门制发《督办事项通知单》，明确“办理事项”、“主办部门”、“协办部门”、“办理要求和时限”，并对督查事项的办理情况适时检查催办。超过办理期限未办结的，要制发《催办单》督促办理。

　　五十五、主办部门和协办部门接到《督办事项通知单》后，应立即明确承办人，制定落实方案，按照督查要求和规定时限认真办理，并由主办部门负责人签署办理结果，向办公厅反馈。逾期不能办结的，主办部门要向办公厅书面报告，说明原因。办公厅要及时汇总督查事项办理情况并报委领导。

　　五十六、信息中心和驻委监察局负责对机关各部门有关政务公开事项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

　　第十二章　纪律和作风

　　五十七、国家民委全体干部职工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工作部署，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遵守纪律，令行禁止。

　　五十八、国家民委全体干部职工要坚决执行国家民委的决定，不得有任何与国家民委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不同意见可在规定范围内提出。代表国家民委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国家民委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须按程序履行报批手续。

　　五十九、国家民委全体干部职工要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以及国家民委的保密规章制度，切实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

　　六十、全体干部职工要不断强化学习意识，完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方法，努力建设学习型机关，人人争做学习的表率。

　　六十一、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搞迎来送往。

　　六十二、国家民委领导成员一般不参加地方、企业和社团举办的与国家民委工作职能无关的会议活动，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确有需要的，由办公厅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民委的有关规定提出意见后，报主任审批。委领导参加会议活动，由办公厅统一协调安排。

　　六十三、党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及有关部门和地方召开会议，需国家民委派人参加的，委领导由主任审批；司局级领导由分管委领导审批，特别重要的会议报主任审批。会议内容及文件应及时向有关委领导汇报。

　　其他部门和地方正式来函来电，提出省部级领导到国家民委与国家民委领导商谈工作及会见事宜，由主任确定会见人员。

　　六十四、委外事机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及外交外事部门的有关规定协调安排国家民委外事活动，制定外事工作制度和纪律，并监督检查。

　　六十五、主任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应提前3天向国务院办公厅报批。其他委领导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应事先向主任或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报批。

　　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须填写报告单由分管领导审核并报主任审批后，送办公厅备案；其他司局级干部须填写报告单报分管领导审批后送办公厅备案。

　　国家民委至少应有一名委领导、委机关各部门至少应有一名负责同志在机关主持工作。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差、出访、脱产学习、休假，须填写报告单由分管领导审核并报主任审批后，送办公厅备案。

　　第十三章　附　则

　　六十六、相关部门根据本规则制定配套制度，完善工作流程，明确工作程序。

　　六十七、本规则由国家民委办公厅负责解释。



谈法治的多维视角

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 勇

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治成了当今中国最流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在依法治国大旗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村、依法治税”等口号可谓铺天盖地。什么是法治？对法治应持什么态度？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因此，笔者在这里不探求法治的内涵，而是从多个视角对法治进行审视，以期能凸显法治的冰山一角。
----方略观。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味着国家的治理主要依据法律来进行，社会的整合主要由法律来实现。法治是与人治对立而言的，对此江泽民主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礼治、德治、党治等多种管理国家的模式，但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与人治是一脉相承的。只有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治国方略上，法治是否应与德治相结合呢？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治国模式的一种选择，我们应当持慎重态度，并且只能坚持一个标准，要么是法治，要么是德治。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但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古代刑法对八种特权人物减刑的规定）、“官当”（以官抵刑）、“上请”（贵族犯罪上报皇帝减刑的制度）等特殊规定使得所谓的“礼”、“德”成为剥削阶段鱼肉老百姓的工具，而且由于在惩罚犯罪上坚持了双重标准，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混乱。①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与古代专制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知道，法律是对人民行为准则的最低限度（当然包括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的公共道德）要求，依靠国家暴力这个外在强制力执行，而道德往往是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较高要求，依靠人民的内心信念来自发实现。当今中国，法制意识不高，实现真正的法治都很困难，要实现较高要求的德治谈何容易？再者将国家重大事务寄托在少数人的内心信仰上也是极不可靠的。况且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就会削弱法治的力量，淡化法治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绝对权威性和至高性，从而最终影响法治的实现。应当强调的是，我并不忽视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是说作为治国方略只能坚持一个标准、一个模式，笔者认为以中国实情出发，在治国方略上实行法治是正确的唯一的选择。
----至上观。至上观是指法律在各项行为规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其他规则、规范不得同法律抵触。对此，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与之相适应的是，司法者（法官）完全独立，唯法为上，将法律视为自己的唯一上级，只服从法律;执法者在执法上，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社会公众要自觉遵守法律，奉法律为“圣经”，绝不干违法的事情。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法官在办案时，往往不能独立，喜欢听从庭长、院长等所谓“上级”意见，有时，基层法官对案件拿不定主意时，往往请示上一级法院，以上级法院意见结案，这样等同于变相减少了审级，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其实，不同级别法官、法院之间只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都共同服从一个上级“法律”。对于法律至上性问题，笔者还想到，前不久议论得沸沸扬扬的总理为民工讨工资一事，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喜的是，总理关心民工疾苦，体现了中央领导的拳拳爱民之心。忧的是，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为何老板们敢胆大包天冒违法的风险呢（违反了劳动法）？原因就在于法律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地位。为何民工们不愿意将老板们告上法院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律对于他们这样的“弱者”来说，起不了多少作用。当然也的确存在个别先进者勇敢者曾拿起法律武器抗争过，但法律的至上性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罢了。在法治口号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法律竟不如一句行政命令（总理的一句话）威力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程序观。西方有一句格言：“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这说明洋人注重程序。而中国有一句格言：“好猫歹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表明国人很看重结果。二句格言映射在法治思维上的区别就是洋人重视程序法，国人重视实体法。洋人认为，如果程序不公正，即使结果很公正，也会让人怀疑结果的公正性。这里举“两人分一个苹果”的经典例子，怎样分才公平呢？答案是切苹果的人后选苹果。如果让先切苹果的人先选苹果，即使他是孔融第二，自愿选择了较小的一半，也会使得另一人有“吃亏”的感觉。再如中国人分房子，先是工龄加分，再是职务加分，最后排出名次，确定分房顺序（当然，这种分房办法并不涉及法律问题，笔者纯粹从程序角度看此办法）。请问：加分因素和加分标准是如何确定的？为何学历不加分？工作先进不加分？……。由于这种分房办法带有“官本位”和“论资排辈”的因素，因此这种分房程序难免让多数人觉得不公正。相反，日本人分安居房则采取抓阄的办法确定分房顺序，结果分到比较差的楼层的人也觉得很公正，因为，他们觉得人人都有分好楼层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抓住罢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失去了程序，法律就失去了生命。“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②在法治上，我们要实体正义，更要程序正义。
----权利义务观。任何法律关系，其内容都是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分析线索是法律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当法律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时，对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是很容易的，问题是当某一行为，既未被法律规定禁止又未被法律规定允许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利和义务呢？是采取权利推定优先观还是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法律规定的权利姑且可以被任意剥夺，何况法无明确规定呢？可以说专制社会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因此古代有“民可告官但不可告官府”的说法，因为在统治阶段眼里，官府永远都是正确合法的，只有个别官员才会犯错误和不守法。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政府采取权力推定优先观，对国民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在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全体，政府的权力来自国民授权并须依法执行。再者，由于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恶果远比私权利的滥用危害大得多，因此，要对政府实行义务推定优先，实行有限政府，以防止其权力恶性膨胀而恣意妄为。对于国民而言，政府不得强迫其做法律不强迫他做的事情，不得禁止其做法律不禁止他做的事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行权利推定优先的原则。由权利推定优先观衍生的是，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即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只要不违法，任凭你天翻地覆。此外，要正确对待权力和权利，还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势力范围”。立法上，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利要在不同的生活场域求得平衡，公权力不能不分范围地随意介入私人生活场域。在传统中国，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始终是一种漠视和卑微的态度，对此，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由于对个体权利之淡漠，公权力总是手伸得过长，管得太宽，不当地介入私人生活场域，例如，据报道，某地公安机关以夫妻二人在家中看黄碟为由对二人进行治安处罚，搞得当事人疯疯癫癫的。再如房屋拆迁条例由于政府角色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搬迁户的合法利益，更有甚者，某些开发商打着政府的招牌损害搬迁户利益而中饱私囊，已有很多人批评该条例为“恶法”。欣喜的是，现在强制婚检被取消了，表明政府已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位置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以人权为本的权利本位观定会深入人心。
----证据证明标准观。证据是法官断案的依据，是诉讼的灵魂。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证据达到什么证明程度才能定案呢？震惊世界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的判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刑事法庭上辛普森被判决无罪，保全了生命，而在民事法庭上，却被判有罪，赔偿其妻亲属巨额财产。为什么前后两个判决自相矛盾呢？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对于不同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他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控诉方相对于被告方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此外，人死不能复生，对被告处以刑罚应持慎重态度，因而刑事上的证据证明标准应该严格要求，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就不能判决被告有罪。在民事上，一般只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不涉及剥夺当事人的生命和长期自由问题，对胜诉方的证据证明标准采取“具有概然性优势”即可。在当今中国，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在证据证明标准上均采用同一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确凿充分？对此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在定案上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成分。同时在这种证据证明标准的指导下，通过二审纠正错案能力显得不强，而通过启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事后监督机制来纠正错案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占有不小比例。另外，民事案件由于证据证明标准太高影响了诉讼的时效性，使得案件积压严重。证明标准的同一性使得三大诉讼在证据采纳上形成了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的后果。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诉讼种类和诉讼任务构建新的梯形证据证明标准体系：具体来说，刑事诉讼应采取“事实清楚，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高标准，行政诉讼证据要能达到较高程度概然性优势，民事诉讼证据达到一定程度的概然性优势即可。
----忠诚观。人们对法律要忠诚，要忠诚地遵守法律，要忠诚地执行法律，就是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法律忠贞不二。苏格拉底是个著名的哲学家，他经常讥讽旧习，抨击时弊，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政客们的揭露尤其不遗余力。因此，他得罪了一些“当权者”，于是这些“当权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以“煽动罪”、“败坏道德罪”、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等罪名逮捕了苏格拉底。后经陪审团审判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临刑前，他的弟子们来看他，告诉他弟子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但苏格拉底却对弟子们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律的权威，一个好公民就要遵守本市的法律，既然雅典的法律判处我死刑，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苏格拉底最终带着对法律的忠诚含笑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思想却流芳百世。在大多数国人来看，苏格拉底有点迂腐，既然法律本身不公正，为什么还要服从呢？我认为，这正是国人不守法的症结所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恶法是否是法”、“有没有一种服务法律的义务”的问题。有人认为，恶法不是法，人们不需要服从，只有符合某种正义准则和道德原则的法律才是法律，由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与正义原则并不完全一致，也就必然存在意见分歧与矛盾，人们在行动上就有可能错误地反对法律，从而造成无政府状态和法律秩序的混乱。因而，为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人人都应当遵守法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制定出来的，反映了人民的基本意志，先天具有“良法”的属性，我们更应当自觉遵守和维护。诚然，我国的法律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但我们不能以个别法律是“恶法”为由而不守法，我们应当养成一种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时，只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而不是在法律的遵守上采取抵制态度。换言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象苏格拉底那样忠诚地服从和维护中国现行法律，这样我国法治的进程才会大大提前。
----信仰观。我的法理学老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姚建宗教授认为，我国法治现实的真实情况是，我们一直强调并进行着法治“硬件”系统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而较为忽视作为“软件”系统的法治精神与情感；我们一直迷信与崇拜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较为忽视作为社会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和尊重。于是，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伴随着法治化的进程，就必然会产生两种与法治根本相悖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公众始终认为法律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外物和异已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因此，他时时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于是法律丧失了其神圣性、至高性和权威性，也从社会公众的情感上丧失了其相应的效力。另一方面，在外力的强制与威慑下，社会公众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神经，将其愿望和期待埋在了心底，在社会公众逐渐泯灭了其参与热情的同时，独立的平等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长成了。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我国国民发自内心对法律不信仰，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当碰到法律问题时，便诚惶诚恐，处处忍让、躲避，怕招惹官司，引火上身，而很少以一个法律主体的身份能动参与法律生活，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国人较多的做法是所谓“私了”，有时反而因为“私了”被人敲了“竹杠”而有苦难言。西方法治思想沉淀已有300多年历史，这使得洋人从孩提时便养成了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主动积极接受现有法律，而不是被动服从。养成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我国国民来说，还是很艰难的，专家估计，我国实现真正法治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由是观之，中国的法治之路的确艰辛而漫长。
----代价观。专制社会在惩罚违法上，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甚至大量使用连坐、株连九族等酷刑，“千里不闻鸡犬声”便是专制社会悲剧的真实写照。在法治社会，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法治要求我们在惩罚违法上 “宁可放走一千罪犯，不可使一名无辜者受到冤枉”，当然其结果会使一部分违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实现法治在保障人权上所要付出的代价。此外，由于法律不能模糊，应当具有明晰性，这使得严格遵守法律有时也会产生相应社会代价。据说，一个过14周岁生日的男孩，在其生日当晚11点钟因醉酒杀死了参加其生日的一名同学。按我国法律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4周岁，具体应从过14周岁生日的次日起算。本案中，幸运的男孩差1个小时才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倘若该男孩再晚一个小时杀人，则要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1个小时（极端一些，也完全可能是1分钟或以秒计）对这个男孩的智力、意志、精神似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依法处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有人为了一元钱打官司，由于诉讼需要繁琐的程序，因而使该当事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法律由于诉讼时效、追诉时效等司法效率的具体规定以及侦察手段的落后和法官素质不高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法治代价更加高昂。可见司法不是廉价物，请这个“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神”来解决问题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因法治的代价而否定法治，而是承认法治的代价并且尽可能将这种代价减到最小。
----局限观。在现代社会,法律的触角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只是社会调整规范的一种，其他调整规范还有宗教、乡规民约、习惯、道德、规章、政策等，换言之，法律并不能囊括一切。大家都看过电影《被告山杠爷》，杠爷这个村长依靠“自己定下来的规矩”将堆堆坪这个穷山沟管理得井井有序：计划生育不超标，提留农税无欠缴，社会治安很优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杠爷因将所谓“不听他的招呼”的村民游街而被公安机关逮捕。无疑，杠爷实施的是人治，也许在堆堆坪这样的地方，杠爷的那套人治管理方法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实行法治反而会搞得一踏糊涂，可见法治也并不万能。此外，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使得法律不可能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全部涵盖，因而再完备的法律也存在真空和漏洞。最后，法治作用的发挥还受到“生态环境”（参见下文）的制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法治的局限性而否定法治调整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对法治作用的正确态度是既要反对法治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法治万能主义。
----生态观。经常见到这样的报道，由于人类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某种动物已濒临消亡，这表明，动物要生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同样，法治也是存在生态环境的，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官素质、司法体制、侦察水平等诸多要素构成了法治的生态环境。有人认为，要实现法治很容易，只要把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国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仅需要“法制”，更重要的是“法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打个比喻说，如果给原始人穿上西装打上领带配上笔记本电脑，虽然形式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其绝不是现代人。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深深扎根于其公众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完善的司法体制以及法官的高素质的。在我国由于公众法律意识偏低、司法体制不完善、法官的素质偏低，因而西方的法律制度再先进，如果全部照搬，也不适应中国的生存土壤，更不用说健康成长，绽放法治文明的花蕾了。
以上是我对法治的所学所闻所见所感，由于法治的思维路径和思考维度是错综复杂的，加之我自认为我并不是法律的“行家里手”，因而上述观点难免不当。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而是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合法还是违法？”；如果有一天，七岁的小孩能脱口而出“这是违法的”而不是“这是坏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法官敢对上级说，“我只服从法律”；如果有一天，公民遇到侵犯自己合法权益时能说：“我相信法院会为我主持公道”…...。我相信那一天正是中国实现法治之日，我也相信对于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而不懈努力的炎黄子孙来说，那一天定会来到。

注释：
①例如，中国汉代的《春秋》决狱，其特点就是依据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提倡的“忠”、“孝”精神和原则来审判案件，而不是依据成文法律来审案。假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其行为造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反之，犯罪人主观动机违背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要定罪惩罚。
②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12页。
③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52--353页。

参考文献：

1.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2.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