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律师被定位

张生贵


　　所有的人都有权获得律师协助和法律服务，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

　　什么是律师职业定位，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曾说过，一提起律师，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弱者呐喊，向强权抗衡”的高大形象，自然会想到“无拘无束多自由，谈笑之间黄金来”的潇洒形象，自然会想到“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挽狂澜于既倒”的智慧形象，自然会想到“挑战权利，抗衡权力”的民主形象。作为律师始终用法律的智慧关怀人，用专业的技巧帮助人，始终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和兢兢业业的不懈追求，在一案一讼间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完美体现律师的社会形象。
　　实际上“律师”的确是一个难以界定和概括的概念。既可以从一种制度层面上看待，也可以是从一个职业界别上区分，还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执业个人判断。有人说律师是师者，是智者，是参谋，是仆人，律师打官司挣钱是一种职业。这些定位都是正确的，但仅从不同的角度，现行社会尚未全面定位。
　　《律师法》对我国律师的法律定位也有不足，律师概念在外延上采取社会执业的狭义定义，影响和制约了律师职业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应有的地位，对律师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存在误区，未能充分体现和保证律师在国家法律实施中发挥的作用；律师管理体制行业发展模式规定，未能从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同为法律职业的高度定位，造成律师职业属性定位的缺失和不足。概念定位上的不清楚，就无法了解律师是干什么的，从而无从了解律师有何权利和义务。功能定位的模糊，职业定位的游移，造成社会误读太多。
　　从法治角度看，律师是推动法治的一支主力军，这个提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的职业定位一直难有明确方向，结果造成了政府或司法部门对律师的看法大有不同。之所以有如此处境之困，除了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以外，还源于官方对律师的功能性定位。当下有不少地方政府以维稳为借口，打着“维稳压倒维权”的旗号，对社会比较敏感的拆迁、上访等民众实行围堵，如有律师代理拆迁或上访案件，地方政府就会采取各种手段设制障碍。在维稳压倒维权还是维权促进维稳的思辩中，地方政府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他们把律师定位于是维稳的工具，而没有从大局或法治终极目的上看问题，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让我们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查找答案，“鉴于《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为改善罪行的受害者获得司法上的公正与公平待遇、恢复原状、赔偿和援助推荐在国际和国家各级采取各项措施，鉴于充分保护人人都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或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鉴于律师专业组织在维护职业标准和道德，在保护其成员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权利，在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在与政府和其它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正利益的目标等方面起到极为重要作用，下列各项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是为了协助各会员国促进和确保律师发挥正当作用而制订的，各国政府应在其本国立法和习惯做法范围内考虑和尊重这些原则，并应提请律师以及其它人例如法官、检查官、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以及一般公众予以注意。这些原则还应酌情适用于虽无正式律师身份但行使律师职能的人。获得律师协助和法律服务，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各国政府应确保向在其境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的人，不加任何区分，诸如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原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经济或其它身份地位等方面的歧视，提供关于平等有效地获得律师协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和机制。各国政府应确保拨出向穷人并在必要时向其它处境不利的人提供法律服务所需的资金和其它资源。律师专业组织应在安排和提供服务、便利和其它资源方面进行合作。各国政府和律师专业组织应促进有关方案，使公众了解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了解律师在保护他们基本自由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特别注意对穷人和其它处境不利的人给予帮助，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在必要时请求律师协助。刑事司法事件中的特别保障。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的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付费用，可不交费。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自从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的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那个时候律师有着同公、检、法人员同样的地位，条例明确律师具体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和集体利益，包括公民的合法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律师地位及职业定位也不断发生变化。1996年颁行的《律师法》，将律师从“国家工作人员”定位变成“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人员”，强调律师为社会提供服务。2007年修订律师法时再次把律师的社会性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这三次定位的脉络是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这个演进过程比较符合法治进步的理念，真正体现律师实际价值的定位。而司法部门的行政规定将律师定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实际是恢复了第一阶段的法律工作者，这个定位于律师法不一致。现在的一系例政策和出发点把律师定性为党和政府的一支队伍，这与律师作为公民代理人的角色有冲突，从官方给律师的定位分析，或隐或现地将律师置于一种能动的服务者，这样的定位不能说完全有错，但这样的定位本身的出发点值得打问号，如果以社会主义特色法律服务者定位律师，是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或将律师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建设的主力军的话，律师地位由此提升，律师执业困境由此破解，律师为当事人代理或辩护的独立性及法律职责由此加强，律师的作用和联合国确认的律师原则得以充分体现，那么，律师的春天或者说法治的春天离我们会越来越近，反之则是司法退步。实际情况可能是，官方给律师职来的定位，大有从独立的公民代理人角色中分化出来，这样的定位与律师职业理念要求之间发生冲突，不得不让律师界认真思考，由此造成目前的困境，律师从业时有遭公检法抵制，律师法也变成难以生效的法律。基于这样的定位，无论刑事辩护或是民事代理，各部门都会首先从维稳的角度对律师提出要求，甚至于把打官司诉讼看成是不稳定因素，思维意识中断定诉讼程序中的个人在与国家对抗。
　　传统的刑事司法意识是国家权力无对手，带来的后果是律师刑事辩护中无法取得独立的辩护地位，也无法与国力衡平时获得安全保障，律师辩护制度仅在技术层面上游走，辩护律师的作用仅仅是配合走个过程。
　　律师服务于社会稳定，律师职业的内在诉求是用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监督司法机关或社会部门在法律的规则内行使权力，都围绕一个发挥法治的核心作用，不能离开自由职业的特点和维护正义的职责以及矫正司法缺陷的功能。
　　律师在法治社会才能发挥作用，通过维权促成维稳，由此能看得出律师这个行业的定位和价值评价。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说“律师的真实目标不是想干别的，只想有一个宽松的执业空间，让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再混乱，使我们能够以公众知道的法律规则来判案”。由此表达了律师的职业需求和价值理念，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在一起，保障人权，从追求价值上实现职责。
　　法律条文本身充满了外行人无从理解的专业术语，一项事实证据如何能与特定的法律规定相对应，其间存有很多迷底，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被告面对检察官和法庭是无所适从，也无法识别某些法庭询问中暗含的刑事陷阱。贺卫方教授曾提到，律师在法庭上无法使使权利或对公权力进行制衡，受指控者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民众的不满就只能通过法律以外的途径加以宣泄，律师也会远离体制，其至成为社会动荡的鼓手。被指控的人不一定有罪，有可能受到避轻就重的指控，刑事审判中就需要用复杂的专业知识辩别，假如没有律师的辩护，必然会导致错判乱判或轻罪重判，受到伤害的不只是被告本人，有可能波及任何一个民众，维护每一个潜在受指控者的权利便是律师存在的价值。
　　维稳压倒维权某种意义上是用践踏法律的方式惩罚犯罪，就是公权力本身对政府合法性的颠覆，即使换来一时的治安，分明是播种仇恨的过程得到暂时的太平，迟早迎来火山瀑发或洪水滔天。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财税工作人员违纪处分暂行规定
上海市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财税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保持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良好政风，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上海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试行办法》，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财税工作人员有违纪违法失职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
第三条 财税工作人员触犯刑律，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的，应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
第四条 违反税收法规，超越管理权限，擅自为个体纳税户减税、免税三百元以上，或为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减税、免税一万元以上的，给予记过以下处分。
第五条 违反税收法规，任意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乱扣滥罚；或者工作中态度粗暴、作风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以下处分。
第六条 以弄虚作假的方式，骗取上级批准减税、免税，使国家税收遭受损失的，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为个体纳税户减税、免税二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或为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减税、免税二千五百元以上，且减税、免税额占该单位同期该税种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二）为个体纳税户减税、免税一千元以上不满三千元的，或为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减税、免税五千元以上，且减税、免税额占该单位同期该税种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给予降级、降职、撤职处分；
（三）为个体纳税户减税、免税三千元以上的，或为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减税、免税七千五百元以上，且减税、免税额占该单位同期该税种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处分。
第七条 玩忽职守，有税不收，有错不纠，致使国家税款不能及时上缴入库的，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致使个体纳税户偷税、漏税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五百元的，或致使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偷税、漏税一万元以上，且偷税、漏税额占该单位同期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二）致使个体纳税户偷税、漏税一千五百元以上不满四千元的，或致使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偷税、漏税二万元以上，且偷税、漏税额占该单位同期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给予降级、降职、撤职处分；
（三）致使个体纳税户偷税、漏税四千元以上的，或致使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偷税、漏税三万元以上，且偷税、漏税额占该单位同期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处分。
第八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内外勾结，帮助纳税户偷税的，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帮助个体纳税户偷税一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的，或帮助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偷税二千元以上，且偷税额占该单位同期该税种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二）帮助个体纳税户偷税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或帮助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偷税四千元以上，且偷税额占该单位同期该税种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给予降级、降职、撤职处分；
（三）帮助个体纳税户偷税一千元以上的，或帮助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偷税六千元以上，且偷税额占该单位同期该税种应纳税款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处分。
第九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以其他方法贪污税款、纳税保证金、票证工本费及其他公共财物的，除追缴全部非法所得外，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贪污数额二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二）贪污数额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给予降级、降职、撤职处分；
（三）贪污数额一千元以上，或数额虽不足一千元，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处分。
第十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的除追缴全部非法所得外，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受贿数额一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二）受贿数额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给予降级、降职、撤职处分；
（三）受贿数额一千元以上，或数额虽不足一千元，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处分。
第十一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税款、纳税保证金、票证工本费和其他公款归个人使用或借给他人的，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挪用数额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二）挪用数额一千元以上不满二千元的，给予降级、降职处分；
（三）挪用数额二千元以上不满五千元的，给予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处分；
（四）挪用数额五千元以上，或挪用数额虽不足五千元，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挪用公款从事非法活动，或从事营利活动的，应按前款规定从严处理；挪用公款超过六个月不退还的，按本规定第九条以贪污论处。
多次挪用公款，用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其挪用时间应从第一次挪用时起算，连续累计至挪用行为终止时止。挪用数额为最后未归还的实际挪用金额。
第十二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分管范围内，向个体纳税户借款一百元以上的，或向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借款五百元以上的，给予警告、记过处分。
第十三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分管范围内，为个人、亲友压价购买物品，或以其他形式牟取利益、少付费用的，除应补交价格、费用的差额外，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得利二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的，给予记过以下处分；
（二）得利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
（三）得利一千元以上的，给予记大过、降级处分。
第十四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分管范围内要吃要喝，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警告处分。屡教不改的，应从严处理。
第十五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分管范围内，收受礼品、礼券等财物隐瞒不报的，除所收受财物应全部退出外，按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分：
（一）收受财物价值一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的，给予记过以下处分；
（二）收受财物价值五百元以上不满一千元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
（三）收受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的，给予记大过、降级处分。
收受个体纳税户赠与财物的，按本规定第十条以受贿论处。
第十六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出差、开会等名义擅自外出的，或弄虚作假、骗取上级同意，随企事业单位出外旅游的，给予警告处分；屡教不改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
有前款行为的，所支出的费用全部自理；占用工作时间的按旷职处理。
第十七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分管范围内，为家属、亲友包揽经商业务，借用银行帐户，或采购、推销商（产）品，使国家、集体利益遭受损失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有非法收入的应全部退出。
第十八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分管范围内，安插家属、亲友工作，并故意放松财税监督检查，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第十九条 在行政、事业拨款及其监督管理中，弄虚作假，骗取上级批准，或因严重不负责任，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的，比照本规定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处理。
第二十条 各级财税部门负责人对下属工作人员的工作长期不督促、不检查，对违纪违法活动不制止，不纠正，以及因失职造成下属工作人员骗取批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给予记大过以下处分。
第二十一条 对有本规定所列违纪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尚不够行政处分条件的，应给予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应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对违纪违法的财税工作人员，在给予行政处分的同时，可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以上”、“以下”均包括本级处分或本数。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1988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