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办法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办法》于1999年11月28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广告经营活动和广告监督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电影、路牌、交通工具、橱窗、店堂牌匾、音像制品、印刷品、霓虹灯、礼品、邮电通讯、计算机网络等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的广告监督管理，自治州、设区的市、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广告监督管理。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推行广告代理制，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
第五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每年应当设计、制作、发布一定数量的公益广告。
第六条 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第七条 申请从事广告经营的，应当具有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制作设备，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公司或者广告经营登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广告经营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答复。凡受理的，应当从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
第八条 申请专营广告业务的，按照下列规定报批，领取《广告经营许可证》：
（一）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或者名称冠“中国”、“中华”等字样以及不冠行政区划名的，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二）名称冠“湖南省”、“湖南”字样的，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三）名称冠州、设区的市行政区划名的，由所在地的州、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四）名称冠县级以下行政区划名的，由所在地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州、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第九条 申请兼营广告业务的，按照下列规定报批，领取《广告经营许可证》：
（一）属中央在湘单位和省直单位的，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二）属其他单位的，由所在地的州、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第十条 举办展销会、订货会、交易会和文化、体育等活动，需要进行临时性广告经营的，应当凭有关部门对举办该项活动的批准文件申请领取《临时性广告经营许可证》。属省直单位举办和跨州、设区的市行政区域举办的，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其他的，由所在地的州、设区
的市、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第十一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建立广告审查制度，配备广告审查人员，负责对本单位设计、制作或者发布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第十二条 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必须在发布前由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招工、招聘、招生、职业介绍、房地产、医疗、压力容器、动植物种子种苗广告，必须在发布前由省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州、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广告主申请广告审查，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广告样本和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广告不得收费，不得指定广告制作、发布单位。
第十四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得擅自改变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的广告内容。确需改变的，应当重新申请审查。
第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工商、建设、规划、公安、交通、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城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第十六条 设置、发布户外广告，应当在确定广告场地后到广告设置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按照批准登记的内容、地点、形式、规格、时间发布，并标明批准登记证号和发布者名称。
第十七条 在公共场地、市政公用设施上设置户外广告的，应当向场地或设施的管理单位缴纳占用费。其缴费标准和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在单位和个人的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的，由广告发布者和场地所有者协商确定场地使用费。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另行收费。
第十八条 户外广告应当整洁、牢固、安全，不得妨碍交通，不得影响城市市容市貌，不得破坏城市园林绿化。对脱色、破损、陈旧等有碍观瞻和影响安全的户外广告，广告发布者必须及时维修、翻新或者拆除。
因户外广告设置不当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广告主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涂改、损坏或者擅自占用、拆除、遮盖有效期内的户外广告；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的，拆除单位应当给予广告发布者适当补偿。
第二十条 张贴广告，必须张贴在公共广告张贴栏内。禁止在公共广告张贴栏以外的地方张贴、书写广告。
公共广告张贴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城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组织设置。
第二十一条 发布印刷品广告，应当经发布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领取印刷品广告发布登记证号。未经核准，不得印制、发布。
印刷品广告必须标明发布单位名称、地址、印制时间、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文号、印刷品广告发布登记证号。
第二十二条 广告使用的图像、语言文字、计量单位等，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得使用不规范的语言文字和计量单位。
第二十三条 设计、制作、发布涉及专利产品和专利方法的广告，应当查验国家专利管理机关颁发的《专利证书》和省级以上专利管理机关出具的专利广告批准文件；广告内容涉及专利推广、专利转让交易活动的，还应当查验专利管理机关批准其举办该活动的证明文件。
第二十四条 发布烟草广告，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经省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发布烈性酒广告，由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授权的州、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第二十五条 发布房地产广告，应当标明房屋所在地的地理位置、楼层、建筑面积、房屋结构、户型、产权关系、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号；不得含有房产升值和投资回报的承诺以及风水、占卜等封建迷信的内容。
第二十六条 推销商品、提供服务实行优惠和让利的广告，应当标明实行优惠、让利的时限、幅度和数额；附带赠送礼品的广告，属限量、限时赠送的，应当标明赠送的礼品总量和期限。
邮购商品广告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主的真实名称、详细地址、联系时间和收到汇款后寄出商品的时限。
第二十七条 推销种子、种苗的广告，应当标明适宜种植或养殖的地域范围和条件。转让技术、设备的广告，应当标明鉴定部门的名称及鉴定时间。
推销种子、种苗广告和转让技术、设备的广告，不得含有分析、预测使用该种子、种苗和技术、设备所生产的产品市场供求情况和经济效果，以及包收购生产产品的承诺。
第二十八条 大众传播媒体的广告业务，应当由其专门机构经营管理。
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发布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大众传播媒体不得以新闻报道、调查采访形式发布广告。
第二十九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建立健全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广告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
广告业务收费，必须使用广告专用发票。兼营广告业务的，应当单独设置广告会计帐簿。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或者核准，擅自发布户外广告、印刷品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公共广告张贴栏以外的地方张贴、书写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广告主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人员清除，清除费用由广告主承担，对广告主处五百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大众传播媒体以新闻报道、调查采访形式发布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1999年11月28日
执行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愿自主协商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和解的内容，可以是一方自愿放弃一部分或全部权利，也可以是一方满足另一方的要求，还可以是双方都作一些让步。大力推行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执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和解却不象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调解那样，得到普遍的推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法院内部也对执行和解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法院内部片面强调全执结率，忽视了执行和解的重要作用。二是存在大量和而不解的现象，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社会对执行和解的不认可。基于以上情况，有必要对执行和解的适用进行探讨，规范执行和解的适用程序，真正让执行和解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执行和解中存在的些许问题进行浅显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和立法建议，以资商榷。
一、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判定
执行和解的核心是执行和解协议。所谓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内容达成的合意，是执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所做的处分。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从法理上讲，和解协议是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就如何履行其债权债务在原法律文书的基础上而订立的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双方都应当信守承诺，不得违反。但是，和解协议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一般法理，和解协议应当优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它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和解的相关规定。然而执行和解的效力由谁判定，如何判定，在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第2款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依据上述规定，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执行法院对和解协议不应进行审查：该观点认为，执行和解不同于审判中的调解。对执行和解来说，不需要人民法院介入，只要当事人双方就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合意即可。
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对于执行程序的实质性影响，加上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或者胁迫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随时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执行程序的拖延与司法资源无谓浪费，执行法院不但应当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还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经审查执行和解协议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要向当事人说明和解协议无效，案件执行程序继续进行。
　　二是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否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逃避执行的可能。
　　三是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否存在危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
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责令被执行人说明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被执行人不能说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又不能提供执行担保的，法院不认可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要记入笔录。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主体是否适格、和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解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等。意即执行和解作为执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当合法有效。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是执行和解成立的前提。执行和解的成立必须符合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所谓自愿原则，是指执行和解的合意应当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法原则是指执行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和解协议应被确认为无效。其次，执行中和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却并不意味着法院不起任何作用。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附条件、有限制的，在肯定执行和解的效力后，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使执行和解发挥其功效。因此，确立法官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是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执行和解过程走出“无用功”怪圈的必然选择。
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学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即应赋予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同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倘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规定执行和解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考虑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理由如下：
从现行有关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来看，既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权利，就理应尊重当事人行使和解权利的结果，即尊重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否则，第230条之规定就会前后不一致，当事人的和解权利也因此失去它应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别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6条的规定更显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从整个执行程序的完整性来看，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前后不一致。因为“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显然意味着人民法院只是对没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去执行的，那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协议为执行的根据，则人民法院前后执行的根据不一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因为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实际执行中的难度。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变更了原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关系，将原判决中“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八万元，住房一套归被执行人所有”的主文，经过双方自愿协商，房子归申请人所有，由申请人支付被执行人五万元。但在实际履行中申请人要求支付案款，被执行人却不按照和解协议交付房屋，导致和解协议无法履行，而被执行人又没有足够能力支付原判决的八万元，亦只有一套住房，执行和解协议又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无法强制拍卖，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执行实际，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修改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在执行工作中，当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后，基于此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在和解协议达成后、未履行完毕前，执行法院对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如何处理？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应继续保持查封、扣押、冻结原状，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当事人为了结束执行程序，自愿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就应当终止执行活动，强制执行措施应当停止，已采取的强制措施也应该撤销。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内在的矛盾。在下列情况下，执行程序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终结，即执行和解具有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申请执行人在和解协议中放弃全部未实现权利的；和解协议即时履行完毕的。除此之外，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中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那么，执行法院继续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理论上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存在着冲突。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它是建立在执行和解是全面和解和完全和解这一假设之上的，忽略了执行和解的多样性。在执行实务中，真正全面完全和解的只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实现，对这类案件终结执行程序，停止和撤销强制执行措施是应当的。多数执行和解协议是延长履行义务的期限或变更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或履行方式，这只可以使执行程序中止，但并不能使执行程序必然终结，因为不少和解协议最终不能履行，需要恢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停止或撤销全部强制措施，将可能导致案件恢复执行后难以执行甚至最终无法执行，损害申请人权益，增加法院执行成本。还有一部分和解协议只是变更了原法律文书的部分内容，对未变更的部分还要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执行和解前的强制执行措施。首先，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么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处理进行了约定，那么就依其约定。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遵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把执行和解前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执行和解较好地结合起来。总的原则是依具体案情，只要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一般都应当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但执行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执行法院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对财产进行控制，行使权利，如办理抵押、质押等，使前一阶段的强制执行措施与达成和解协议的履行有效地衔接起来。但如果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可能给今后恢复执行造成困难的，就不应撤销这些强制措施，并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除非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有效担保。这样，既可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违背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减轻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避免因继续采取强制措施所引起的财产失控等后果。
四、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和期限
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规定了三种恢复执行的情形，其中前两种情形是本次修改民诉法新增加内容。对此，笔者认为，民诉法并没有规定此二种情形中提出恢复申请的时间期限，因此可能出现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而与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等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二种情形应当更严格的掌握恢复执行的条件，避免申请执行人借口受到欺诈或者胁迫而谋求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是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才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即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是严格限定的。在履行期间内，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将不予准许。这样，和解协议生效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隐匿财产，另一方当事人却无权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也会使恢复执行后的执行工作陷于被动。对此，建议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执行人借和解协议之机蒙骗申请人、逃避法律责任，同时对促进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民诉法修改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个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个案的答复中已经开始明确和解协议的可诉性，即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