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侦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王 镭

办案质量是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高度统一的体现，尤其是自侦案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效果以及检察机关的形象。而自侦案件的案件质量最终将体现在案件的处理结果上，具体而言之，就是有罪判决率的高低。从近几年我省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成案率较低，这为我们在案件的办理方面一度敲响了警钟。为更好地适应自侦案件侦查机制改革和对确保案件质量的要求，积极探索“侦、诉”配合的新举措，笔者针对自侦案件的情况进行分析、研讨，以求提高办案效率、确保案件质量。
一、 自侦案件成案率低的特点：
综合分析，自侦案件的办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自侦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多为贪污、挪用或职务犯罪案件，且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多不供认。
第二，大部分自侦案件均经历了退回补充侦查的过程，且多为两次退补。就补充侦查本身来看,存在补充侦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新辩解、补充侦查质量一次质量较高二次质量低等基本特点。就具体案件而言，有以下特点：首先，多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补侦质量不高，退而不查或者查而不清，有些案件由于丧失了取证的最佳时机，补侦过程中难以获取有力证据，造成补侦案件质量不高；第三，公诉部门承办人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这种状况也时有发生。
第三，自侦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均有律师介入，而且律师介入阶段较早，多为侦查阶段就已介入，这为案件的侦查、公诉也提出了挑战。律师的介入使本就高智商的犯罪嫌疑人在保护自身权益、提出有力辩解等方面更为积极主动，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侦案件成功办理、交付审判的难度。
第四，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近年来全国人大、最高检、最高法推出的司法解释层出不穷。而在司法实践中检法两家对部分司法解释的认识不一致，造成案件的无罪结果。如关于贪污罪的“个人贪污数额”如何理解、领导同意是否影响定罪的问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中何为“徇私”，是“个人私利”还是包括“单位或小团体利益”，检法两家对此都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
二、自侦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分析：
（一）检察机关内部“侦诉”环节不协调是导致自侦案件撤案、不起诉、无罪判决结果的主要原因。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共同履行追诉职能，即“大控方”的角色。公诉人员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提起公诉案件证据标准的把握及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方面，而侦查人员的优势在于侦查谋略、侦查技术和技巧方面。双方的有效、合理配合才能保证案件最终交付审判。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侦诉两个环节没有很好的协调统一，没有一个一致性的标准机制和目的性。当前，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三率”（侦结率、公诉率、有罪判决率）作为衡量自侦案件办案质量的综合标准，而自侦部门往往追求侦结率和公诉率，公诉部门更为关注的是有罪判决率，双方目的的不一致导致了对案件证据标准要求的不一致，最终自侦部门移送起诉的案件则多以不起诉结束。综合来看，“侦诉”环节的不协调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侦案件的初查阶段，由于案件的保密需要，没有公诉部门的人员参与，这样对于一些需要现时取得却对案件定罪至关重要的证据，公诉人员不能发挥把握证据标准、确保证据充分的长处，使一些关键证据丧失了取证的最佳时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公诉部门在补充侦查提纲中要求取得该证据时有些已无从获取，从而使案件流失。
第二，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由于诉讼目标的不一致，证据标准不一致，在忽视了证据审查的前提下往往会使客观上有犯罪事实，但证据标准不符合要求的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自侦部门的优势在于侦查谋略、侦查手段等方面，但其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庭审意识相对较弱，实践中存在案件告破但质量不高的现象。从移送的案卷材料来看，“证人证言”仍是侦查证据的中心，而忽视了物证和书证的重要性，尤其表现为物证、书证的提取过程。侦查人员在“单纯破案”思想的主导下，忽视了对证据的严格要求，导致案件侦查质量不高，许多半成品案件流入公诉环节。造成退补、撤案现象明显增多。尤其经过二次退补，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最后不得不作出撤案处理。
第三，案件的退回补充侦查阶段，表现出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的不协调。自侦案件的退补，有的是事实清楚，缺乏辅助性证据，有的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缺乏主要证据。针对补侦的多种情况，而侦诉部门又缺乏交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诉部门补充侦查提纲制作的不明确，自侦部门感到无从下手；二是侦查人员没有理解公诉部门的补证意图，补充了大量证据却不得关键所在，浪费了补侦机会。另外，也个别存在补侦形式大于内容，为补侦而补侦的情形。
（二）检法两家对“证据证明标准”的分歧和对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是导致无罪判决的重要原因。
随着“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和实施，刑事诉讼中对案件证据的要求更加严格。由于我国没有如《证据法》之类关于证据认定方面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导致了对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检法两家的看法一直存在偏差，没有一个明确的操作标准。检察机关认为确实充分的证据，到了法院却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对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在案件认定中起主要作用时，检察机关内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被告人的多次供述中，只要存在有罪的供述且与案件其它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时，就应该以被告人曾作过的有罪供述作为定案的证据。而法院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却是应以被告人在庭审时的供述与辩解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从而导致了对案件认定上，检法两家之间容易出现矛盾，观点不一，改判、判无罪的情况就会发生。
另外，审判机关认为：认定案件的证据应该是排除一切怀疑，而检察机关目前的证据标准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以一起受贿案为例，行贿人（私企厂长）有证人（司机）证明确实拿着5万元到受贿人家行贿，司机证明其上了楼，行贿人也证明确实给了5万元，而受贿人拒不供认。那么我们认为，现有证据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对于该行贿人自己在上楼期间留下钱而没有给受贿人这一可能性则属不合理怀疑，对该情节如果没有证据支持，则不需考虑，对犯罪嫌疑人应以受贿罪认定。
（三）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拒证、翻证是自侦案件撤案、不起诉、无罪判决的客观原因。
自侦案件在移送审查起诉或交付审判后大部分存在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现象，部分有证人翻证的现象。首先，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从主观因素上讲，犯罪嫌疑人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和畏罪惧罚的心态。其次，自侦案件证据通常是“一对一”，直接证据的获取有一定难度，且多为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犯罪嫌疑人在畏罪惧罚的心态下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表现为拒供、翻供。第三，办案人员在收集、固定、认定证据环节中的疏漏使得嫌疑人翻供有机可乘。如在办理贪污、挪用等案件时，对于赃款的去向、是否用于公务没有查清，则给了犯罪嫌疑人“将赃款用于公务、或者出于工作使用公款的 ”的翻供机会。
（四）侦查人员取证不及时、公诉部门固定证据不稳、把握证据不准是自侦案件撤案、不起诉、无罪判决的直接原因。
由于自侦部门追求案件的立案率和破案率，只求案件侦破，忽视了相关证据的及时获取，或者是证据意识不强，疏于取证，丧失了部分关键证据的最佳取证时机，使证据灭失，导致最终证据不能证明犯罪事实，只能作撤案或不起诉处理。有时，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后，承办人没有及时固定证据，或者对证据的审查不细，使证据不足的自侦案件交付审判，最终导致无罪判决。上述情况是自侦案件有罪判决率低的直接原因。
（五）审判机关“两审变一审”的案件请示制度是导致无罪判决、抗诉不利的间接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审判机构的设置形式上是四级法院、两审终审，上级法院指导而非领导下级法院的工作。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审判机关却习惯于以上下级关系来对待两级院的业务指导关系。如审判实践中的“案件请示制度”，下级法院就一些管辖、时效等问题向上级院请示是正常的，而司法实践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定罪量刑等方面的问题也向上级院请示，那么下级院的判决就成了上级院的意思，当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时，得到上级法院的改判也就变得难上加难。日前，最高法已明确提出“除疑难案件外，不再使用案件请示制度”，但何谓“疑难案件”，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对自侦案件的审理，始终存在两审变一审的情况。这也是导致抗诉案件成功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保证案件质量，降低自侦案件撤案率、不起诉率、无罪判决率的对策
首先，要加强“侦诉”环节的协调沟通，公诉部门应强化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职能。在诉前、退补期间积极与自侦部门配合，把好案件证据质量关。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是目前刑事诉讼大势所趋，既是确保案件质量的要件，也是适应庭审模式改革的需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施：一是共同制定公诉证据参考标准，对于自侦案件几类犯罪均应符合什么样的证据标准，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应一起加以研讨、确定，制定后双方予以实施，这样可使自侦部门在侦查案件时有章可循，保证证据的及时取得，提高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证据标准；二是确定公诉部门的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人审查后即以引导取证通知书的形式对需补充的证据告知自侦部门，在短时间内补充有效证据；三是明确自侦部门承担庭审败诉的风险，自侦部门的奖惩量化考核制度直接与案件诉讼结果、有罪判决挂钩，强化侦查人员的诉讼风险意识。上述措施，均可有效的保证侦诉一体，使自侦案件的证据体系得以最大限度的完善。
其次，运用有效手段，防范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证。犯罪嫌疑人的翻供行为无论在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往往在侦查机关供述的很好，但是案件移送起诉后都会存在程度不同的翻供现象，如果前期证据获取不充分，则会直接导致案件的流失。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应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前期证据的固定，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达到零口供亦能定罪的标准，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最有力手段。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就要有意识地从防止嫌疑人翻供的角度去收集证据，尤其是物证、书证，对于言辞证据应针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辩解问明问细。特别是注意要收集能够印证主要犯罪事实的间接证据，不给翻供留下可乘之机。如办理受贿案件中，对受贿钱款的来源、票面、包装以及送钱的准确时间、地点等细节在讯问、询问时要记录清楚，这些细节的固定将会有效的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行为。第二，加强羁押场所的防范。防止内外通气，严格办案人员提审、律师会见制度。确保断绝犯罪嫌疑人的内外联系，防止形成攻守同盟。第三，运用心理攻势，摧毁翻供者的心理基础。在侦查、起诉环节应及时掌握其心理变化轨迹进行强大的心理攻势，打消其翻供的意图。在我院办理的王秀荣贪污案中，被告人于庭审期间翻供，公诉人当即提请法庭延期审理，并运用先期获取的有力证据，把握被告人的心理状态，终于使其放弃的无谓的辩解，全部认罪，最终法庭作出了有罪判决。
第三，提高侦查、公诉人员的证据意识，严把案件证据关，确保案件质量标准。从自身找原因，通过公诉人员参与补充侦查、邀请自侦人员观看案件庭审过程、共同研讨学习等方法不断提高办理自侦案件的水平。质量是案件的生命线，证据是审理案件的唯一标准，也是我们在办理自侦案件时重点把握的部分，只有及时、合法的获取有效证据，不断完善证据锁链证明犯罪事实，严把案件证据质量关，才能真正的提高自侦案件的成案率。
第四，加强和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沟通，在对司法解释、证明标准的认识上去异求同，形成统一的定罪标准和司法观念。由于检法两家各处不同的法律地位，难免会有维护自家利益的倾向。解决分歧的最好方法就是经常沟通，相互学习借鉴，增加相互理解。可以以联席会议或者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形式进行必要的、经常性的沟通。这对于检察机关成功的办理自侦案件会产生必然的推动作用。
目前，随着“双考评体系”的深入实施，自侦案件的成功办理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否提高证据意识、严把案件质量，成功办理每一起自侦案件将对我们提出严峻的考验。上述分析研讨，笔者期望能够为自侦案件的办理起到些许的借鉴，以促进检察机关侦查、诉讼机制的不断发展完善。

王 镭

二○○四年十一月
王镭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Email: wangleirein@163.com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员（1957年5月25日）

批准任命：
张驾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永江、王景洲、田兵、由希田、郭松鹤、董玉成、贾毅生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权超、李永芳、强子正、李克东、张墨义、朱堂瑞、张性一、韩福寿、胡卫、黄凤舞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陈庭槐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忠信、尹兴献、宋书章、李文坛、杜振华、胡汉、胡骏、姜积秀、高伯奋、张子正、张永昌、梅烈明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生光、王明、刘东海、祁铎生、李玉田、李永田、李涛、吕维新、秦保文、逯广明、霍景生为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赵向荣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峰、侯达、侯德荣、张嘉祥、张德全、毕子卿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向荣、武长征、侯达为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郭枫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蔡恩光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万文波、王文祥、赵怀庆、高德江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阮途、李言、蔡恩光、周向欣、胡启成、赵怀庆、崔先峰、郭春来、陈惠卿、刘世英、金良夫为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耀晨、张中祥、杨文林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选举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姜波、萧培俊为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刘爱民、吴克敏、董正海、魏贵品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沈杰人为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有腾、王庆昌、王善庆、刘效枫、刘锡儒、李生俊、李刘旺、李金辉、李春玉、杜恒文、岳鸿杰、赵仲文、郝青山、秦纯、张慧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宋世宦、周国庆、房绍绪、祝蕴绪、梁中信、许金平为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批准免去：
刘巩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木伦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王志昌、杨之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陈少健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吴文藻、赵元信、纪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何江赋、屈居仁、李世俊、高思明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党亚醒、张佶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王连根、郝成英、郝宝英、刘世英、焦存刚、张振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刘学章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